1965年，張翼出生在甘肅省靜寧縣。從事社會學研究30多年來，他始終堅守學術情懷，對學術孜孜以求，心無旁騖，潛心治學。在階級階層結構、城鎮化、基層社會治理、中國式現代化等領域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張翼一直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的學術理想，堅持把個人的學術志趣與國家、社會的需求相結合，不斷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9月20日，經提名、資格審查、學部評審、院外學術評鑒、公示、學部委員選舉大會選舉、院黨組批準，我院產生9名新的學部委員，張翼位列其中。張翼目前還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院長職務。10月11日，記者拜訪張翼，借此深入了解他的學術成長之路。

 

　　“時代讓我選擇社會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張老師您好！我是2019年7月第一次采訪您，到今年正好認識您有5年時間。5年來，陸陸續續采訪過您多次，對您也有一些了解。您本科時期其實并不是學社會學的，后來是什么原因或契機讓您轉向社會學研究的？

　　張翼：學人的道路選擇離不開時代的影響。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先生約請費孝通先生重建社會學。在費先生的努力下，1979年成立中國社會學會，1980年1月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在費先生等老一輩社會學家的努力下，社會學一時成為顯學，吸引了包括我在內的眾多學子的關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農村體制改革如火如荼。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中，農村剩余勞動力以“社隊企業”為基礎，拉開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的序幕。費孝通先生寫的《小城鎮，大問題》一文，回答了時代之問，掀起了學人對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問題的討論熱潮。我在上大學期間，就深受當時社會學各種著述的影響，并對這一學科產生了強烈的愛好。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事社會學研究數十年來，您一直踐行著為人民做學問的理念，孜孜不倦地耕耘著學術的沃土，并取得豐碩成果，尤其是在應用社會學方面。請您談談，您是如何保持對社會學研究的熱情的？

　　張翼：我們這代人是最幸運的一代。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光，并在改革開放中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改革開放注入的發展活力與動力，推進了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化。我國經過40多年的發展，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鎮化之路，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這一動態變化的過程，使社會學人不僅能夠觀察社會的變遷，而且能夠親身參與和體驗社會的變遷。一個學人對理論知識的學習，一旦與生動活潑的實踐相結合，就易于將理論知識用于現實問題的研究，這是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特點。作為社會學研究者，你更易于發現問題，但難的是如何學理化地分析問題，更難的是實事求是地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這些挑戰本身就會源源不斷地產生激勵與研究熱情。

　　同時，科研環境很重要。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世界最大的社會科學院，也是世界最強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一。我因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個知識的海洋里泛舟，也因為經常能夠見到那些曾經只能在圖書館才能見到的作者本尊，而被賦予了很強的榮譽感和崇高感。老先生們那種站在時代前沿的學術敏感性，以及他們經過學術滋養而形成的科研范式，經常激勵我在懈怠時努力前行。有人帶路、有世界上最富有洞見的人的指點，可以少走很多彎路。他們的言傳身教、他們的筆耕不輟、他們的著作等身，甚至他們把你作為團體成員的那種無私的批評，都能夠激勵你產生理論建構的想法。所以，實踐是出題人，先生是引路人，我搭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便車，比其他人更容易產生力圖從此岸到彼岸的那種學術沖動。

　　改革開放釋放的制度紅利，催生了新的社會階層，既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結構，也通過結構本身反射影響社會個體的生命歷程與重大抉擇。中國社會科學院參與某些重大項目研究的機遇，也將我帶入對社會流動、社會分層與社會結構問題研究的軌道中。我國洶涌澎湃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為社會結構變遷創造出了社會流動意義的“結構性機會”。為此，我寫了《中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階級繼承和代內流動》一文。我想說明的是：一個人的努力是重要的，家庭支持也是重要的，但整個社會提供的“結構性機會”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代際之間的階級繼承，還是自己一生的流動，都深受整個社會變遷的影響。如果社會變遷創造的流動機會少，就只有少數個體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但如果社會結構變遷創造的流動機會波浪式增加，則整個一代人都會通過向上流動而改變自己的階層地位。比如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社會動力，就使絕大多數農民子弟轉變為“非農民”，而現在的農民不管是勞作方式還是生活水平，也與改革開放之前的農民不可同日而語。

 

　　學術研究與時代發展同頻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有沒有哪件事讓您印象最深刻？為什么？

　　張翼：有三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在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表的那篇《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原因與對策》文章，曾經引起過很大反響，帶動過廣泛討論。當時有人評論說：不存在人口出生性別比的事實失衡，之所以在統計數字中出現女嬰少于男嬰的問題，只不過是沒有統計到女嬰——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中，第一胎生了女孩的家庭，不敢在人口普查中填報，從而造成了統計數據的“失真”。如果將漏報或隱匿的女嬰填報出來，則不會發生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問題。但我在現實調研中既發現存在女嬰的“漏報”問題，也發現存在通過“胎兒性別鑒定”發生的流產手術問題——希望生男孩的夫婦會通過B超檢查、并在確定為女嬰后選擇流產——由此導致男嬰多于女嬰的問題。雖然文章發表之初爭議較大，但在學界多年的研究中，逐漸接受了我的學術發現。這篇文章也成為人口出生性別比研究領域比較早的一篇較為成熟的學術性文章。聚焦這一問題的研究，追蹤其源頭，大多會引用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這一領域研究的高引文章。這篇文章發表之后，經有關部門簡寫上報，也獲得了國家領導人的肯定性批示。這篇文章的研究經歷，讓我深化了這樣一個認識：如果你堅信自己的理論假設，如果你能夠以翔實的數據做出論證，你就可以堅守自己的學術觀點。學人的研究如果能夠為國家所用，轉化為社會政策，或者改革原有的政策，那是最大的成功。

　　二是關于當代中國中產階層問題的討論。2008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當前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一文。這篇文章我花了很長時間來寫——大約有兩年多時間，因為階層問題非常復雜。當時，大多數學人認為中產階層的擴大有利于社會的長久穩定。通常的說法是“中產階層是社會的穩定器”。但考察東亞社會的中產化過程，或者考察拉美社會的中產化過程，甚至于考察西方國家的中產化過程，或者研究西方國家中產階層家庭的孩子們的政治態度及其行為，都會發現其作為“階層”的表現與教科書意義的“穩定器假設”存在張力。由此，我費了很大周折來寫這篇文章，斷斷續續研究，多次修改其中的表述，有時候連做夢都在思考這個話題，夢醒之后趕快寫下夢里的想法。我的基本看法是，現代化一定會推進社會的中產化。但社會的中產化并不一定會一勞永逸地告別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這篇文章發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爭論，也有人專門寫文章與我商榷。后來，我還專門編了一本書，把我的文章和商榷的文章，以及其他論及此類議題的文章匯集在一起，希望深化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一個人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達及社會的本相。只有共同研究，才能通過“盲人摸象”的方式，從部分入手勾畫整體。

　　三是關于中國城鎮化道路選擇問題。以戶籍人口的城鎮化推進城鎮化戰略？還是以常住人口的城鎮化推進城鎮化戰略？這個問題在學術界存在比較大的爭論。但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則蘊含不同的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含義。國家的決策，只有與社會發展的進度、與人民的行動選擇密切結合，才能形成強大的發展合力。因為對這一問題存有學術執念，我在參加國家計生委大型流動人口問卷調查時，就在其中設計了相關問題——實際也是幾組操作性“變量”。成文之后，我在《中國人口科學》發表了《農民工“進城落戶”意愿與中國近期城鎮化道路的選擇》一文。在研究中我發現，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工的確希望通過“轉戶口”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到新世紀之初，或者在現代化推進到一定程度，在土地的心理價值和宅基地的心理預期價值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農民工可能愿意到城市務工經商，但卻并不愿意將自己的戶口轉變為城市戶口（除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中心區外）。我的這篇文章對單純用轉變戶籍以推進城鎮化的制度配置進行了學術批評，主張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推進農民工在流入地的同城同權同待遇，在保護農民工在農村的基本權益的前提下，推進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我的文章給出的“大多數農民工不愿意轉戶口”的這個判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學術圈和政府部門認定的“農民工都想轉戶口”的想法。到目前為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還存在將近20%的差距。未來，伴隨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伴隨小農經濟的終結，在農村人口的城鎮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口流動的主流，將是從鎮向縣城，從縣城向更大城市，從中小城市向地方性中心城市的流動。只有以常住人口配置基本公共服務，才能解決從定居化社會向遷居化社會的轉型難題。還戶籍以人口信息登記功能，解決流動人口在常住地的同城同權問題，這應該是未來改革的重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科研之余，您還會時常練習寫毛筆字。您覺得，寫毛筆字和做科研之間有什么關系？

　　張翼：我寫毛筆字是興趣，不是練書法。更準確地說，是為了讓眼睛離開電腦屏幕而休息，是一種室內分散注意力的做法。要說寫毛筆字和做科研之間有什么關系，我還真有點感悟。寫毛筆字本身存在一個寫什么字體、隨什么流派的問題。做學問也一樣，也存在學派問題。現在學術研究的缺點，是沒有學派，或者沒有形成學派。很多人經常自嘲說自己是“自成一派”。這是典型的碎片化，很難形成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我們不贊成以西方的學術理論解釋中國實踐的做法，但要研究西方的學術流派，研究他們的團隊建設，研究他們的話語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我國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研究隊伍、論文數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明確提出要建立自己的學派。在新一屆黨組的領導下，我們更好地掌握了科研規律。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推進，為我們建構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奠定了實踐基礎，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建構起自己的學派。我們只有充分解決了“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問題，才能形成梯隊跟進、代際傳承的良好局面。在這方面，我認為師承關系很重要。西方學派在其形成過程中——像芝加哥學派、奧地利學派、哈佛學派等，都存在師承關系。學派的建構本身就是有組織科研的重要體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您獲得全國創新爭先獎，這是對您過去多年工作的肯定與鼓勵。您覺得，您在哪些方面推進了應用性創新？請您選取一兩個案例介紹一下背后的故事。

　　張翼：“全國創新爭先獎”是繼“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之后國家批準設立的重要科技獎項。絕大多數獲獎者是科學研究人員，鮮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獲此殊榮。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位獲此獎項的科研人員，非常榮幸！如果不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我估計我沒有機會獲得這一獎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申報此項獎項，必須在應用推廣方面做出成績。

　　我可以用兩件事情作一個簡要介紹。其一是論證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的國家機關事務的運行保障問題，希冀以國家機關事務運行保障的現代化代替原有的機關后勤服務工作。我推動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機關事務運行保障研究中心”的建設，與其他學人聯合推進了“政府運行保障管理”的學科化進程，使這一學科成為教育部學科體系中管理學門下一級學科——公共管理的二級學科。在我們團隊的努力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已經招收這一學科的MPA學員。

　　其二是推進了志愿服務研究。傳統志愿服務經常以大型賽事化、名人效應化、節日化、大學生化等方式推廣。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以新時代文明實踐活動為核心的志愿服務得到歷史性大發展。我所做的工作，就是積極倡導將傳統志愿服務轉化為現代志愿服務，以志愿服務的體系化、專業化、治理化、社區化為抓手，建構人人需要志愿服務、人人參與志愿服務的大格局，將屬于“文化”的志愿服務轉變為屬于“社會”的志愿服務，并使之成為基層治理的重要參與力量，補充了人口老齡化和社區居民陌生人化所導致的社會服務供給力量缺口。我國社會的中產化過程，必然伴隨志愿服務質量的提升過程。只有把志愿服務真真切切地與社區需求相結合，才能有針對性地把專業化的志愿服務傳導到社區基層治理之中。我和我的團隊通過調查研究，努力將理論社會學轉變為實踐社會學、將課堂教學轉變為社會行動，產生了較為良好的影響。我們還申請創辦了《中國志愿服務研究》雜志，成為全國第一本研究志愿服務的學術類期刊。

　　我想說的是，學人的研究，只有應用到實踐中，才能產生應用性影響。幸運的是，我所做的工作，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這使學術研究本身就可以直接服務于國家有關部門的相關工作。

 

　　要做堅守初心的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家鄉甘肅省靜寧縣及家鄉的父老鄉親們對您當選學部委員高度關注。當地領導代表縣委、縣政府向您成功當選致以熱烈祝賀并走訪看望了您的家人。與此同時，您家鄉不少父老鄉親在社交媒體上也紛紛留言說“祝賀”“靜寧的驕傲”“靜寧人杰地靈、人才輩出”“為老百姓發聲”……其實，從這些祝福背后，我們也能感受到，您家鄉及家鄉的父老鄉親對您的深深期許。對此，您有什么話想對他們說？

　　張翼：對于家鄉父老鄉親的關注、對于靜寧縣縣委書記何鵬峰和縣長王蕾同志的關懷，我發自內心地表示感謝！我感恩家鄉的養育，感恩下溝小學的培養。每當想起距離縣城30多里的威戎鄉的威戎中學，就會想起我的班主任王子郭老師！

　　小時候，我在放羊時，經常坐在一座山頭，一邊看書，一邊暢想未來。但無論如何做夢，都沒有夢想到我能夠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我的成長，離不開家鄉這片熱土的培育。靜寧縣雖然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但祖祖輩輩尊師重教、崇智尚學。每一任靜寧縣領導都遵從這些習俗，關心教育事業，引領積極健康的社會風尚。我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念本科時，當地的團委書記柴平武和副書記李旺軍還特地贈送了40元路費——那時是一筆不小的支持，我一直心懷感激。

　　靜寧縣的鄉親對我評上學部委員的感受，與江南水鄉名家眾多人才輩出的地區的鄉親的感受肯定不一樣。不管是縣委領導，還是親朋好友，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他們感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選拔制度的公平公正。他們說在一個祖祖輩輩務農的人家，在一個連鄉長都沒有出過的小村落，居然能夠出一位學部委員，那是趕上了好時代！他們以我當選的事例教育靜寧縣的學生說：寒門學子可以靠勤奮努力實現中國夢！

　　我想對家鄉的年輕學子說：“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在通往鮮花和掌聲的道路上，必定會遇到各種坎坷、荊棘、迷惑，甚至是誘惑。但只有堅守初心的人，才能在學海無涯中找到那艘渡你到彼岸的大船。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采訪您之前，我也隨機采訪了幾位您的同事，他們用“智慧”“儒雅隨和”“有趣”等關鍵詞來形容您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和印象。對于這些關鍵詞，您是否認同？如果讓您用幾個關鍵詞來形容自己，您會用什么呢？

　　張翼：聽你這么說，我其實感觸也很深。我認為，隨和、親和、謙和是我們社科院所有老師的共同特點，也是社科院這個學術機構的一種良好傳承。

　　從讀博士學位開始，我就從老師們的身上感受到了社科院的溫暖。我的導師李培林，學富五車、為人謙和，對我的學問和人生總能及時給予指導。我在工作后與陸學藝老師同住在干面胡同的家屬院，他給費孝通老師拜年，經常邀我一并前往。費先生胖大的身體自帶智慧與隨和，告別時總能給我準備一大包巧克力和進口香蕉。我有次獲得某項科研獎勵，雷潔瓊先生親自頒獎并留飯進餐，言談中全是滿滿的慈祥。社會學人的華松品格、道德文章，無形中塑造了我的學術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家庭，對我的關心和愛護，讓我受益良多。現在我也白發皓首，需要我將這些優良品質傳承下來。

　　學術研究是嚴肅的，但年輕的研究人員面臨的生活和工作壓力也是很大的。科研工作需要代際之間的互相關心與密切合作。我希望我們能夠塑造出一個健康向上、其樂融融的好環境，讓大家都能夠高高興興做學問，像朋友那樣齊心合力讀書寫字。

　　如果要讓我用一兩個關鍵詞形容自己，第一是勤奮，第二是感恩。我們這代人經歷了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過程，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安定環境。在國家蓬勃發展的重大時期，跟上了時代的步伐，把自己的學術人生融入經濟社會的變遷過程。我深刻認識到，只有將學術研究與國家重大需求相結合，與社會需要相結合，才能使理論研究永葆學術青春。我們不是歷史的過客，我們是歷史的參與者。

 

　　在新使命下繼續銳意進取

　　《中國社會科學報》：學部委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稱號，是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杰出代表。對于這一新身份，您是如何看待的？

　　張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在哲學社會科學界享有非常崇高的榮譽。我們知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部。1954年，周恩來總理主持政務院第204次政務會議，決定建立中國科學院學部和實行學部委員制度。中國科學院在1955年選出了233位學部委員，后來又有所增補。1977年，經中共中央批準，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11次常務會議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仍然使用學部委員制。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選舉產生了第一屆學部委員，隨后定期選舉。

　　所以，能夠經過層層遴選并受聘擔任學部委員，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最大夢想。我在表態發言中說，作為農家子弟，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就已經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夢想。能夠當選為學部委員，實際是夢想之外多得的夢想。 

　　我時常感慨自己的幸運。我有幸生活在和平安寧的盛世，有幸工作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座充滿濃郁學術氛圍的殿堂，有幸師從李培林老師攻讀博士學位并長期在他指導下做研究，有幸在新一屆黨組領導下增選為學部委員。當選之前更多的是渴望，當選之后既感覺榮耀，又更感到沉甸甸的責任。未來，我將積極履行學部委員職責，堅守莊嚴承諾，為構建開放、包容、合作的科研環境不懈努力。我將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更加嚴謹的態度，投入到新的科研工作中去，不負韶華，不負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新當選的學部委員，您也將承擔更多學術與咨詢的責任，對于未來您有何規劃？您該如何發揮學科帶頭人作用，推動并引領我國哲學社會學科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張翼：對于下一步的工作，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規劃。第一，立足本職本責，建設好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這是首要任務。第二，立足學科發展，發揮學科帶頭人作用，建設好團隊，培養一批學術新人，增強學科學術影響力，努力建構具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特色的知識體系，彰顯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特點。第三，做一個長遠規劃，希望將自己多年積累的體會與思考，進一步知識化、專業化、學科化、系統化。如果每兩年能夠寫一本書，那么，在70歲還能夠完成5—6本書。這不僅是我對自己人生的承諾，更是不負學部委員光榮稱號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