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

　　我國考古學的一系列重要發現，不僅反映了各民族共同書寫中國歷史、創造中華文化的歷程，也為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提供了理論支撐和科學基礎。人骨考古學通過利用骨骼形態學、統計學、分子生物學、骨化學等領域的分析方法，系統分析研究古代人類骨骼遺骸，為詮釋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健康狀態、社會結構、遷徙交流以及與環境的互動提供直接證據，不僅能夠為闡釋各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提供重要實證，還能夠加深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的理解，不斷增強中華兒女的文化認同與情感聯結，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和民族觀。

　　我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東通燕幽，南接晉陜，西傍黃河，北依陰山。大量考古學研究表明該地區擁有著繁榮的史前文化。進入青銅時代，以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朱開溝遺址為代表的朱開溝文化、呼和浩特清水河縣西岔遺址為代表的西岔文化先后登上歷史舞臺，搭建起該地區青銅文化發展序列。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這一地區開始出現不同類型考古學文化遺物共存于同一墓葬中的現象，例如鄂爾多斯準格爾旗西麻青遺址，不僅發現了西周文化因素的陶器組合，還出土了北方系青銅文化風格的銅帶扣、耳飾等，為探討該地區不同人群提供了新的線索。隨著周王室勢力日漸衰微，中原諸國紛紛擴土開疆角逐霸業，與此同時，生活在內蒙古中南部以北草原地帶的北方部族 （以下簡稱“北方部族”）也開始覬覦這一區域。為阻止北方部族南下的步伐，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并置“云中郡”來鞏固疆土，與雁門郡、代郡共同防御北方部族的侵擾，并大規模遷民于陰山南麓，使得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成為中原王朝對抗北方部族的緩沖地帶。正如《漢書·地理志》所載“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經考古調查發掘，呼和浩特市的土城子古城遺址外圍發現的1023座戰國晚期墓葬，大部分出土遺物帶有典型的趙文化因素，有學者推測這些墓葬的主人是趙國北遷戍民。

　　吉林大學教授朱泓提出，先秦時期分布在內蒙古長城地帶，即今內蒙古中南部到晉北、冀北等長城沿線的“高顱窄面，面部扁平”的“古華北類型”先民，應是該區域內最主要的原住民。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廟子溝遺址采集的人骨標本則代表了這一人群早期的顱面形態特征。以往的人骨考古學研究表明，東周時期之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寨子塔、朱開溝、西岔、西麻青等遺址中，除“古華北類型”顱面形態特征居民之外，還存在著大量來自黃河中下游地區“古中原類型”顱面形態特征的居民，兩類人群交替分布，他們是這一地區燦爛青銅文化的締造者與傳承者。

　　自春秋晚期開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人群構成便逐步走向多元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陽畔、新店子、崞縣窯子等“古蒙古高原類型”顱面形態特征的北方部族人群的南下打破了原有“古中原類型”“古華北類型”兩類人群共存的局面，并按下了該地區不同類型人群融合的快進鍵。吉林大學教授張全超認為，在以新店子墓地為代表的“古蒙古高原類型”居民出現的一個時段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以及主要生業模式也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在考古學文化方面，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開始出現長城地帶東西段的文化因素。吉林大學教授林沄認為，這是繼早期北方系青銅器的大規模傳播后，再一次出現的文化融合的表現。中原政權為抵御這些南下北方部族的侵擾，從中原腹地遷來了具有“古中原類型”顱面形態特征的戍民，他們便是長眠于土城子、將軍溝墓地的先民。與該地區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毛飲合并B組、忻州窯子B組為代表的“古中原類型”先民不同，這些具有明顯戍民性質的“古中原類型”先民集中出現在戰國中晚期，與史料記載的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遷民于陰山南麓”有關。

　　歷史上的人群“融合”絕不僅是如同毛慶溝、飲牛溝、忻州窯子先民一樣，不同人種類型的居民使用共同的墓地，更多的應該是基因融合后帶來的顱面形態特征的復雜化，如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西黑岱、納林套海漢代居民表現出的近似“古蒙古高原類型、古中原類型、古華北類型”混合的顱面形態，或是像沙金套海漢代居民一樣，雖然主體為先秦時期“古中原類型”后代，但也呈現出混有“古蒙古高原類型、古華北類型”居民的顱面形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混合人群的時代上限均為漢代。筆者通過對該地區東周時期出土人骨的整合性研究發現，其實早在戰國時期該地區已經出現了不同人種類型的混合，一種是崞縣窯子墓地中“古蒙古高原類型”北方部族男性與當地“古華北類型”原住民女性的“結合”，另一種是大堡山、店里墓地“古中原類型”居民與不同人群，特別是“古華北類型”原住民人群之間的“融合”。而后一種“融合”，因缺少低顱闊面結合扁平面部的“古蒙古高原類型”顱面形態特征的顯著貢獻，且“古中原類型”與“古華北類型”的顱型特征幾乎相同，僅在面部扁平度、眶型與鼻型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常常被研究者忽略。而對大堡山墓地開展的古DNA研究也證實了戰國時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已經出現了原住民與中原移民多代基因交流。

　　北方部族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定居，勢必會引發中原政權的警惕，燕、趙、秦等國紛紛“筑長城以拒胡”。歷經了300多年的時間，中原政權最終實現了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控制和治理。“古蒙古高原類型”人群在戰國中期以后就基本上在該地區退出了歷史舞臺，之后再沒有發現典型遺存。中原政權采用懷柔策略，通過政治、通婚等多種形式促成與當地原住民的聯盟。如戰國中晚期的大堡山、店里墓地古代男性居民或是趙國戍民與當地原住民通婚的后裔。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和科技的崛起，更是文化和精神的復興。在這一過程中，只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有效應對挑戰，為黨和國家的興旺發達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證。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項系統性、基礎性工程，不僅是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責任和使命。對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不同顱面形態特征人群開展人骨考古學研究，證實了該地區不同人群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充分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特別是戰國中晚期該地區農牧經濟人群的梯度性互動與動態融合過程，更是體現了中華民族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并最終發展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鞏固、發展的重要基因，這些研究不僅為宣傳闡釋中華文明 “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機制以及各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提供重要實證，也進一步夯實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