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時間系統主要是基于地球自轉規律和各類天象觀測來計量時間的。加強對我國早期時間系統的研究，不僅可以更全面地認識和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以及時間觀念在社會發展中的演變和影響，還對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推動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為深入了解中國早期時間系統的研究現狀，春節期間，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夏虞南。

　　早期時間系統研究的價值與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出土文獻與中國早期時間系統的成形研究的主要價值是什么？學術創新點是什么？

　　夏虞南：基于各類文獻材料結合天文考古學知識梳理我國先民觀測天時的各種方式，是了解中國早期時間秩序的萌芽、成形、發展、演變等各種變化的直觀方法。而以清華簡、北大秦簡、北大漢簡等新出簡牘為代表的出土文獻材料披露了大量與四時令、十二月令、節氣令相關的內容，結合天文學、考古學和科技史的研究視角與戰國秦漢時令、月令、節氣類傳世文獻的對讀和綜合研究，能夠整理、釋讀各類文獻對天象、物候、人事的觀察規律，有助于更準確理解古人的時間秩序和智慧。

　　對于出土文獻與中國早期時間系統的成形研究的學術創新點，我認為，此項研究不僅彌補了傳統時間系統研究的缺失，增加了對“時令”“節氣”文獻的梳理和生成邏輯的研究，還進一步分析早期時間秩序與政治“大一統”關系、先秦兩漢的“時”“月”“節”令文本與時間系統的構建、全球化視野下中華文明時間系統的未來價值等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增加對“時令”“節氣”文獻的梳理和生成邏輯的研究？這有何重要意義？

　　夏虞南：為彌補傳統時間系統研究的缺失，我和團隊成員在研究中增加了對“時令”“節氣”文獻的梳理和生成邏輯的研究，側重結合出土文獻對各類時間系統的構建過程和結構性生成邏輯進行分析。結構性生成邏輯往往反映的是“數”字邏輯和早期的“關聯性”思維，解釋的是時間系統形成的本質規律。譬如，通過對天象、氣象和各類生物活動規律的觀察和總結，先民們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物候觀和物候秩序。在《逸周書·時訓》篇中，二十四節氣已與七十二物候相互結合，形成了完整的節氣物候觀。此時的二十四節氣系統除代表對太陽視運動周期規律的認識外，還與十二月紀結合，體現出節氣系統與陰陽合歷的融合。除閏月外，每月有一個中氣、一個節氣，每一中氣、節氣都由三物候組成，以五日為一候，一月為六候，十二月有七十二物候，形成了以“六”為數的循環基礎。而以“六”為數與早期醫學思維有重要關聯。先民認為人體的健康與四時氣候、晝夜變化、地理環境及農耕活動之間密切相關，進而表現出對環境的適應性、節律性變化。根據新出天回醫簡等醫書類文獻，可挖掘早期醫經所蘊含時令特征。醫經常以“六”為數，如強調以六十甲子為循環，“天五地六”的基本結構。以“五運六氣”為例，“天五地六”和“十一而天地之道畢”構成了其底層的基本架構。而根據物候的基本原則，“五運六氣”能夠與醫經“順、逆、應、變”的四時法相互對應，甚至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醫學陰陽合歷。人類生命也有相應的“歷法”，或者說身體的時間系統。這種以“六”為數的思想，反映出先民對物候規律的系統性梳理和創造性總結。這是對自先秦以來傳統的以“十二”“六”為天數思想的新詮，也是更接近其本質表達的科學分析。

　　結合出土文獻對各類時間系統構建的過程和結構性生成邏輯進行分析，有利于對早期時間秩序“重瓣花朵”型起源模式的研究。嚴文明先生用“重瓣花朵”理論揭示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模式，強調了中原文化區的核心地位和向心結構，為理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性提供了重要視角。各類早期時間秩序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制度體現，也符合這一規律。根據時間秩序制定參照物的不同，劃分太陽歷、太陰歷、星歷、物候歷等幾類系統。早期時間系統的產生是多源并起的，各系統既有交叉，也有重合。在發展中形成了時令、月令、節氣時間秩序的“重瓣花朵”結構。至秦漢“大一統”階段徹底完成各類時間秩序的融合統一，形成了穩定的以太陽歷和太陰歷雙核心的向心結構，產生了相對應的王制時間（如“月令”）和民時（二十四節氣）系統。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國早期時間系統相關出土文獻主要有哪幾類？這幾類文獻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對這些文獻進行梳理匯編和研究，對于早期時間系統研究有什么作用？

　　夏虞南：從文獻性質出發，可將中國早期時間系統相關出土文獻大致分為三類：（1）時令文獻：常與“四時”“五時”相搭配，與季節有關，典型如《尚書·堯典》、清華簡《四時》、銀雀山漢簡《迎四時》等。（2）月令文獻：包括《詩·七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具備“以月系事”特征的文獻。（3）節氣文獻：如《逸周書·時訓》《管子·幼官》《幼官圖》等，包括《四民月令》《周髀算經》等月令與節氣相結合的傳世文獻，以及以清華簡《四時》、北大漢簡《節》等為代表的戰國秦漢節氣類出土文獻。此外，還存在一類節綱文獻和一類歷書文獻。

　　以上幾類文獻存在交叉或混生的狀態，需要對文獻中所反映的時間系統進行逐層剝離，即判斷同一文獻中反映出哪一種或者哪幾種不同的時間系統。譬如，“四時”是早期時間系統的基礎，明顯的“四時”系統易于判斷，但在同一文獻中時令、月令、節氣類文獻有相互混雜的情況，則需要厘清不同系統的來源和相互影響的過程，甚至還需要注意到同一時期同一地域存在不同類型的時間系統。

　　當然，要解決早期時間系統的成形問題，還要對相關文獻進行匯編、集釋和深入研究，除了結合天文歷法學和天文考古學對甲骨、金文、簡牘帛書進行系統化整理外，還需要結合一些鏡銘、碑銘、敦煌文獻的側證，爬梳出各時間系統形成史源。此外，要對大量新出文獻和《逸周書》《呂紀》等傳世文獻中的月令、節氣類材料釋讀和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改變傳統的以“月令”為主導的早期時間系統的研究，開辟新的研究視角。事實上，各類形態的太陽歷對中國早期時間系統具有重要意義，它通過觀察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變化來劃分時節、季節和年份，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時間依據，同時也是中國時間系統的核心。但傳統研究對中國早期太陽歷的形成過程研究不足，對文獻中太陽歷的性質辨識不清楚，加之缺少新出材料的印證，往往局限于討論民族學意義上的太陽歷。通過我們的研究，相信能夠推進對這些問題的解決。

　　早期時間系統的構建與文獻分析

　　《中國社會科學報》：看太陽、看月亮、看星星、看物候等都是先民們以“觀天察地”的方式，了解早期時間秩序的直觀路徑。請您結合出土文獻，詳細分析這幾種方式對早期時間系統建構的影響？

　　夏虞南：中國時間秩序的形成離不開“觀天察地”的傳統，這些傳統逐漸精確化、系統化一直影響著中國早期時間系統的形成。

　　首先，明確分至與四方時空概念的形成過程都借助于對太陽視運動等太陽周期性活動的直接觀測?？梢哉f“太陽歷”是中國早期時間系統的核心和關鍵。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測定與東、南、西、北四方觀的形成密不可分，時空的同時是結果和規律性的總結，但分至的測量與四方觀的形成是相輔相成的。分至四時與殷代四方神祇有關，而四方神名的本義即表示二分二至晝夜長度的均齊短長，可以說甲骨卜辭記載的四方風則是分至四時的一種物候象征。理解分至四時與上古先民對空間的認識關系，才能夠理解原始時間秩序的構建基礎。此外，原始歷法的形成和對“四仲中星”的觀測監察標志著人們在從事農業生產和社會活動時可以不必依靠直覺，已經形成了《尚書·堯典》中相對明確、清晰的表達，這與《山海經》等早期經典的記載也不謀而合。時間秩序的制定，意味著先民們對所處的時空已經有了成熟而全面的認識，對四時早晚，輪流更替有了更加合理的解釋。

　　分至四時還是節氣系統形成的中繩。二十四節氣的形成是圍繞太陽視運動周期規律展開的，可以說是古人看太陽而總結的時間規律，并與社會生活和政治實踐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時間秩序。四時十二月令與二十四節氣的配伍方式在秦漢大一統的背景和“太初改歷”的契機下，獲得了極大的推廣，并長期服務于社會生產生活。二十四節氣的正式定型宣告了四時五行令等“政治歷”退出歷史舞臺，它不僅是“大一統”的杰出作品，又具備了懷柔民時的獨特性，是典型的中國時間秩序。

　　伴隨著四時觀念越發清晰，十二月的時間系統形成了相關的十二月神、十二月物候，甚至形成了系統的物候觀念，并在秦漢之際與政令結合，形成了重要的“月令”系統。西漢初年，齊地流行著標準的“四時十二月令”的時間系統，而更早的十二月令，始見于長沙子彈庫帛書記載的一年十二個月的物候歷月名，其周圍的十二神像是方位、季節崇拜的神祇體系與物候歷動物崇拜的神祇體系綜合的產物。但這類帶有月名的時間系統到底屬于太陽歷還是所謂的陰陽合歷是需要重新研判的。戰國時期，諸子對十二月令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并遵循了將天、地、人秩序放在同一宇宙框架中的原則，事實上是對君王政治治理的指導。依月行事亦是對整個時間系統的生產生活和政治調適。諸子總結過往經驗，不斷思考天人關系，糅合了各類學說，整飭舊典，形成了諸多的“月令”類文獻，推動了“月令”系統的不斷發展，并形成了系統而完善的圖式體系。“月令”在秦漢時期由諸子百家之言，上升到經學的地位，并不斷被賦予新的職責、作用和政治功能。

　　對星星的觀測也是時空同時的，天空所見的星宿被古代的天象觀測者和天文學家們劃分為二十八星區，成為時空相應的典型坐標——二十八星宿。中國是二十八星宿的起源地，從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看，二十八星宿的起源無疑應早于公元前5世紀，二十八星宿的起源是否緣于對“四仲中星”的延續，還是存在其他的來源，借助于新材料，這些問題都將得到更為徹底的解決。例如，陜西靖邊縣渠樹壕漢代墓群考古最新成果包括了墓室里繪制的二十八星宿在內的星空圖和黃道圖，將增進我們對兩漢二十八星宿體系的重新認識。曾侯乙墓為代表的戰國時期楚地天文傳統的星宿體系并未明確與四象、四宮建立聯系，而渠樹壕漢墓壁畫是中國考古首次發現的二十八星宿具有星形、星數、圖像、題名四要素的天文星象圖，表明在東漢時期，二十八星宿體系已經非常成熟且具有較高的官方性和系統性。

　　以文獻記載所見的物候觀察起源很早，《夏小正》就屬于早期相對完整的物候歷，李學勤先生認為《夏小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甚至夏代。以云為例，甲骨卜辭中已經存在“二云”“三云”“四云”等說法，殷人已經對云產生了祭祀的行為，殷人的自然觀中有著“云神”概念，與殷人常見的祭祀對象山川河岳一樣，擁有神靈屬性。殷人對云的祭祀和對風、雨的占卜雖有類似的共性，但風、雨、云、雪皆屬常見的天氣現象，殷人祭祀云，卻不祭祀雨，殷人向上帝等神靈祭祀而求雨，這說明對兩者的態度是存在差別的。殷人對云的觀察還包括對其形態、濃淡、顏色的概括，祭祀云神甚至會貫穿殷人的一年，了解殷人一年的云祭規律，也有助于掌握殷人對于季節的分別，以及幫助我們判斷殷人到底用十月歷還是十二月歷。

　　《中國社會科學報》：通過長期觀測日影、月影、星象以及感知時間和物候，我國先民逐漸形成對節氣的劃分，并建立了穩定且長期適用的時間系統二十四節氣。這反映出了我國先民怎樣的思想觀念？

　　夏虞南：二十四節氣所反映先民們的思想觀念至少存在以下三點。

　　其一，不違農時，應節而動。根據《左傳》襄公七年和杜預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記載，依夏正，夏歷建寅，春分之時應以春耕?！耙荒曛嫛奔创褐?，農時應時是傳統農耕民族和農業大國的時令自覺?！断男≌分羞€記載了春耕前的各種準備，比如“正月，農緯厥耒”，整理農具；“初歲祭耒”檢查農具，為鏟除雜草準備春耕；“農率均田”要求農人按時整理田畝等。可見，春日耕作需要籌謀規劃，應時而動已經成為人們對春種的共識。

　　其二，動靜以時，避災迎嘉。商人已將風、雨、雷、雹、虹等天象與吉兇占測聯系，周人認為農事、祭祀、軍事等社會活動的災祥都與天象、氣候直接相關。戰國秦漢之間因陰陽五行學說發展盛行，動靜須應時的思想對人類活動有了更多層面的指導。譬如，銀雀山漢簡《不時之應》直接強調，若不依四時而動，則會導致“喪”“見血兵”“亂”等與農事、自然無關，而近人禍的災異現象產生。早期政令只用于禁止不應時行為，但先民創造性地以禮樂配合時令、月令、節令進行約束，以達到“避災迎嘉”的目的。

　　“避災迎嘉”是先民們對歲時生活的美好期待，這與認識節氣、總結時間秩序幾乎是同步產生的。早期節日與祭祀、慶?；顒酉嚓P，某些時間節點的固定通常依賴于相對明顯的自然標志，因而歲時節日的形成與自然界的變化、人的生產活動相伴而生。由此，節氣系統為精確地認知時間和服務生產、生活提供了可能。由新出文獻的日常記錄可知，“臘”“社”“寒食”等歲時節日，與立春、清明等節氣時間相近，節俗相關。這些古已有之的傳統節俗與二十四節氣共同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歲時文化，在古代中國的歷史時期已經存在并發揮了根本的作用。

　　其三，四時分明，賞罰有時?！百p以春夏，刑以秋冬”是四時節令的大原則。例如，《月令》《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子·時則》等文獻中均有論述，并皆言春不當刑罰，人君應順應四時自然，而非更改節氣寒溫，逆行賞罰。此外，《呂氏春秋》強調冬至所在之月是陰陽相爭的時間，需要安形靜欲，所謂“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這與馬王堆帛書《十問》記錄的“食氣有禁”的四時原則相吻合。由此可見，依據四時行事不僅是政令要求，還對個人的生活指導有重要意義，這是先民根據時間規律進行的深刻總結。

　　節氣作為經典的中國時間范式，所反映的歲時文化的歷史發展及背后蘊藏的古人思想世界、宇宙圖式都對東亞文化圈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如在中國雖已佚失、但傳入日本被輯錄保存的古代歲時著作《十節記》中保存了許多隋唐以前重要的古代歲時傳說。中國的節氣觀及歲時節令系統影響著東亞、東南亞文化圈的文明交流，甚至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社會活動應時而動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智慧于無形中傳遍世界各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之前專門做過出土文獻視域下的二十四節氣研究，并出版了《出土文獻視野下的二十四節氣探源》專著。在這本專著中，您結合出土文獻對各類節氣材料進行了整理、釋讀和結構性的研究。請問您在研究中有何新發現？這對中國早期時間系統的建構有何重要影響？

　　夏虞南：二十四節氣屬太陽歷，與早期農業生產生活直接相關，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新出材料對早期農時制度的完善和補充有重要價值。譬如，根據新出文獻北大漢簡《陰陽家言》所保留的“秋食金燧”制度，重考“改火”的時間和季節屬性，“改火”“禁火”與四時劃分和一年的周期循環、農事的耕作直接相關，出土文獻直接印證“改火”應屬四時常制。秋季與春季、夏至和冬至的“改火”時間與不同地域的時令有關。這是對《周禮》“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和《逸周書·月令》佚文“秋取柞楢之火”記載的重要補充。

　　中國時間系統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院還有哪些學者從事出土文獻與中國早期天文歷法或時間秩序的相關研究？

　　夏虞南：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中國天文歷法學研究和早期時間秩序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例如，古代史研究所的常玉芝、考古研究所的馮時、哲學研究所《哲學研究》編輯部副編審劉未沫等學者在關注天文歷法科學性的同時，還注重研究政治、文化等社會活動中人對制度設計的主觀能動性等相關問題。

　　常玉芝先生長期致力于甲骨文、商代史以及天文歷法的研究，她的代表作《殷商歷法研究》是系統研究商代歷法的首部專著，全面探討了殷代的歷日、歷月和歷年等問題，不僅是研究甲骨學的重要參考書，對于認識殷商歷法、時間系統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馮時先生對早期時間秩序研究深入，不僅推動了中國天文考古學的發展，還為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通過考古資料、古文字和古文獻資料的綜合研究建立中國天文考古學體系，將中國天文考古學有確證可考的歷史從過去的公元前1000年提前至公元前4500年，并指出中國古代的時間觀念和歷法體系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形成。

　　劉未沫先生以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為中心進行分析，并揭示了早期中國時間系統形成邏輯的復雜性和有序性，強調了空間與時間的關系、周期性時間的優先性、數理與圖像的結合，以及宇宙生成的模型化和式圖的作用。

　　他們的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早期中國思維中的時間觀念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深化早期時間系統的成形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介紹一下，當前國內外在早期時間系統研究方面的現狀。

　　夏虞南：自20世紀以來，我國學者對中國早期時間秩序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尤其在天文學、歷史學、考古學上，眾多新出文獻為我國早期時間秩序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方向。當前我國學者對早期時間系統這一領域的研究豐富且深入，從研究內容層面來看大致可分為五類：1.利用考古學材料進行的時間秩序研究，主要集中于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等對濮陽西水坡四象與星象關系的辯證，以及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武家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等對陶寺等觀象臺測定日影、節氣測擬的討論。2.利用甲骨卜辭進行的時間秩序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天象記錄、紀歷方法的研究以及對時間指示字、詞的考釋。3.利用金文材料進行的時間秩序研究，主要圍繞月相、月首展開，包括王國維、李學勤等學者對生霸、死霸與月相紀時關系的討論等。4.利用簡帛材料進行的時間秩序研究，集中于以出土簡牘研究歷書所載的紀歷方法、節氣、月令信息。5.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曉峰、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小穩等學者根據傳世文獻和其他新出材料對時令、月令、節氣進行分析。

　　海外學界以英國學者李約瑟、漢學家班大為等為代表，他們在研究早期天文歷法和時間系統上多有建樹，但是他們的研究內容多不涉及對時令、節氣系統的討論。從研究視角和具體方法上看，中國學者對早期時間系統的研究更為全面和深入。當然，這項研究應該立足于對基礎文獻材料的解讀，并融匯多學科研究方法，進一步對早期時間系統的形成進行深入考察，并與各國學者進行對話和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社科院青年學者，您在研究中得到了院里哪些支持？未來，您計劃如何發揮好社科院青年學者的時代擔當，為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力量？

　　夏虞南：文獻收集和梳理工作繁瑣細碎且耗時較長，這項研究還有諸多需要補充和深入挖掘的問題。自2022年博士畢業，我獲得國家資助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工作，充分獲得了院科研局和所科研處以及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中國歷史研究院甲骨科技分析實驗室、合作導師、研究同仁的幫助與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貫強調青年學者的時代責任和使命。我個人有幸參與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十四五”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編纂項目（原始社會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科技分析實驗室孵化項目等部分工作。這些工作，幫助和促使我嘗試將實證分析和歷史理論具體結合，并鍛煉和加強了我對歷史學科基礎理論與應用對策的研究學習。

　　康有為《大同書》云：“其理之精奧偉大者其名高，其事之切實益人者其實厚?！睂W術研究本質應要兼顧解析義理和有益大眾，我希望能努力追求這種學術性與應用性的融合，能夠更好地為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