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那場令無數無辜者罹難的巨大悲劇，持續影響著歐洲幾代人的自我認同——當他們試圖構建一種既共享又分裂的共同歷史意識時，其集體記憶的核心始終無法回避這場戰爭。隨著時光流逝，親歷者的戰爭記憶漸漸消散，而文學成為了抵抗遺忘的核心場域。

　　關于二戰的文學敘事早在戰爭的醞釀期即已拉開序幕，并在戰爭結束后繼續保持著追述、控訴和反思的言說姿態。在這段歷史的多元敘事中，既有以西方為中心視角的反戰敘事，也有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戰爭文學編碼。而德國作為這場大戰的戰敗國以及戰爭罪行的主要承擔國，其特殊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德語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特殊性。總體而言，它遵循著集體贖罪和重建民族責任感的基本思維路徑，從而將敘事行為轉化成歷史行為的組成部分。回望近百年以來德語文學對二戰的反映及反思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不同時期的關注焦點和藝術手法也存在著顯著差異，細論起來可分為如下幾個階段：1933—1945年的“戰時流亡文學”，1945年到20世紀50年代初的“戰后廢墟文學”，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深度反思文學”，1980年后又出現了“第三代反思文學”。

　　作為戰時流亡文學的一部經典劇本，布萊希特在流亡瑞典期間完成的《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1939），借三十年戰爭影射納粹的擴張野心，批判戰爭的反人類本質。該劇承襲《癡兒西木傳》及《女騙子和女流浪者庫拉舍》的巴洛克“倒轉世界”母題，通過敘事劇的間離效果，揭露戰爭與商業的共生關系，打破“小人物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謀”的循環，借狄德羅“戲劇服務社會變革”的唯物主義理想，實現對戰爭倫理的深刻批判，最終向觀眾說明“普通人無法從戰爭中獲利”的道理。這部劇在戰爭爆發伊始，宛如警鐘乍響，可謂振聾發聵；又如喪鐘長鳴，余音不散，令后人不得不敬佩作者的憂患意識和先見之明。此外，該時期的代表作還有弗里德里希·沃爾夫創作的劇本《馬門教授》（1933）、安娜·西格斯的長篇小說《人頭懸賞》（1933）和《第七個十字架》（1939）、卡爾·楚克邁耶的戲劇《魔鬼的將軍》（1943—1945）等。這些在1933年納粹掌權后流亡海外的進步作家以筆為槍，剖析法西斯上臺的背景成因，揭露小人物對惡勢力的姑息，歌頌有識之士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他們的文學書寫在融合本土與流亡地視角的同時，也將個人命運和集體記憶融為一體，用作品為后世研究極權統治下的文化生態提供了寶貴的文本資料。

　　戰后廢墟文學中的“廢墟”，既指戰敗的德國在物質層面上匱乏，又指其精神世界的空虛。沃爾夫岡·博爾謝特的劇本《在大門外》（1947）是廢墟文學的開山之作，它和作家眾多短篇小說如《面包》《櫻桃》《廚房的鐘》共同描繪戰后德國人民在物質上的極度匱乏，暴露德國社會因戰敗而導致的冷漠、疏離和道德淪喪，揭示戰爭的傷害不會因為戰爭的停止而停止，而個人命運早就與民族悲劇難以分割。除了博爾謝特，伯爾在小說《天使沉默》（1949）中也采用了歸鄉士兵和普羅大眾的視角，直呈戰后德國社會的禮崩樂壞以及百姓在人間煉獄中的生存困境。君特·艾希的詩歌《盤點》（1945）基于詩人的戰俘營經歷，用大道至簡的筆觸平靜地“盤點”了劫后余生的微薄財產。詩中缺失的“你”和孤獨的“我”顯示出戰后德國社會紐帶的斷裂，而如此孤立無援的自我數次退居于物象之后，但通過最可寶貴的“鉛筆芯”的創造性書寫，最終獲得了人生的方向。詩中最后一詞“線”引領詩人在混亂和荒蕪中看到了秩序和聯系性——恍惚間不絕如縷的正是構建未來世界的那一線希望。此詩是廢墟文學的經典佳篇，一掃納粹執政時期標語口號式的叫囂、空洞、虛張聲勢，彰顯出廢墟文學語言特有的簡潔、冷峻和平直。雖然，德語隨著德國社會的崩潰也一夜之間重返“零點時刻”，但在語言的平淡無奇中，人性的堅韌和文明的曙光也次第綻放開來。

　　20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的經濟迅猛發展，馬歇爾計劃的效果開始顯現出來。大多德國人以經濟建設為由，對剛剛逝去的第三帝國歷史避而不談，并妄圖逃脫戰爭罪責。此時，為數不多的清醒者以文學作品為時代發聲，積極映照歷史，努力剖析現實。艾希的廣播劇《夢》（1950）正是這樣在廢墟中破土而生的。作者用五個獨特的夢境分別展示了大屠殺和血祭誹謗的側影，折射出普通大眾對待猶太人的態度，將歷史罪責直陳于聽眾面前，抨擊德國人有意遺忘歷史、一味追求物質的病態心理。這部劇雖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初，但它在主題和風格上更接近于反思文學，而非廢墟文學，可以說它開創了反思文學的先河。繼之而起的是海納·米勒的短篇小說《鐵十字勛章》（1956），這個故事旨在展現狂熱和盲從如何摧毀人們幸福生活的，甚至連施暴者自身也可能成為其暴力態度的受害者。與此同時，它也揭露了那些看似忠于意識形態的納粹分子的懦弱：他們雖勇于屠殺他人，卻不愿對自己施暴，并且為了與新統治者妥協，其行為做事不免前后矛盾。讀者不禁思考：這種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究竟意味著納粹分子對虛假理想的背離，還是暗示出色厲內荏的他們自始至終都缺乏真正的信念。此外，反思文學的名篇佳作還有迪倫馬特的《老婦還鄉》（1956）、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1959）、西格弗里德·倫茨的《德語課》（1968）等。它們不論是用金錢復仇的寓言影射戰后經濟奇跡下的道德妥協，還是以流浪漢小說的形式撕破納粹時代的虛偽道德，抑或是借少年對父輩盲從納粹的控訴去揭示集體罪責的傳遞機制，總之，它們的共同之處都在于將“平庸之惡”打造成這一時期的核心話題。

　　1980年以來，所謂第三代反思文學撐起了德國作家針對二戰的批判蒼穹。他們摒棄英雄化的戰爭敘事，轉而從平民視角對宏大歷史進行解構，邊緣群體的日常體驗被作家當作微觀解剖的對象，瑣碎的生活細節將戰爭刻在人性上的傷疤撕開給讀者看。瓦爾拉夫的《最底層》（1985）打破小說、史料、回憶錄的體裁界限，混入檔案、信件、新聞報道等元素，形成文獻式文學的新形式，通過偽裝紀實揭露戰后社會結構性壓迫，拓展了歷史書寫的真實性維度。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讀者》（1995）延續格拉斯式的黑色幽默傳統，大量運用荒誕、拼貼、戲仿等手法消解歷史嚴肅性，通過少年與納粹女看守的畸戀叩問集體罪責中的個體道德模糊性。約爾格·弗里德里希的《火海》（2002）以大轟炸中平民受害者的角度重述二戰史，顛覆了官方戰爭話語的宏大敘事結構。隨著代際小說和家庭文學的勃興，關于戰后一代與父輩沖突的描寫讓位給對罪責延續性的分析。有別于父輩的罪責清算，“第三代”更關注戰后出生者如何面對和走出歷史陰霾，從非黑即白的道德審判演進為對復雜人性的辯證審視。格拉斯《蟹行》（2002）的敘事交織在祖孫三代人的命運里，向讀者展示戰爭創傷在平民家庭中的代際傳遞效應，探討集體記憶與極端主義思潮的關聯。烏韋·提姆的《以我的兄長為例》（2003）兼具德國新家庭小說和父親文學兩種文學類型的特色，通過斷裂的家族記憶探討無辜后代被迫承擔道德債務的問題。這本小說儼然是一部文化檔案，翔實記錄了戰后聯邦德國由于美國化而導致的傳統價值觀崩塌與生活方式頹廢以及不同代際的德國人迥異的應對之策。全球化語境下多元文化視角也介入了第三代反思文學，移民作家紛紛加入到反思作家的隊伍中來，他們引入殖民史、流亡體驗、文化比較等參照系，將納粹暴行置于全球壓迫鏈條中進行審視，撼動了德國中心主義的反思方式。

　　隨著最后一批二戰親歷者逐漸離世，人類正經歷著關于這場戰爭的記憶模式轉型，同時也面臨著“交往記憶”的消亡危機。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記憶理論，此刻顯現出殘酷的時間法則——這種依托于代際口傳、具有鮮活體溫的交往記憶，其存續極限約為80年。承載著戰火硝煙、集中營苦難與抵抗運動的生命個體漸次凋零，與之共生的直接經驗敘事也隨之瀕臨斷裂。曾幾何時，戰地日記、老兵訪談、幸存者證言構建起了立體的記憶圖景。而當歷史時針指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今人不得不面對記憶生態的根本轉變：數字時代的碎片化傳播如何重塑各民族的戰爭認知？更根本的是，當戰爭罪行從道德絕對性坐標退場，后冷戰時代的復雜沖突是否正在瓦解反法西斯戰爭的倫理范式？與此同時，德國的罪責文化、波蘭的受害民族敘事、東歐的雙重壓迫等論戰仍在持續角力。這種記憶政治的張力恰恰證明，真正需要激活的不是同質化的歷史共識，而是保持記憶場域的辯證活力。

　　世界反法西斯記憶的未來不在于徒勞地挽留消逝的聲調，而在于鍛造能承載新倫理考量的記憶容器。它們既要抵抗消費主義對歷史的扁平化侵蝕，又要避免將記憶異化為新的意識形態武器。記憶存續不僅關乎保存，更依托于持續的記憶之爭，尤其是在文學領域，重構戰爭意義的過程不斷激活關于罪責與羞恥的辯論——而這也正是我們在此對德國反法西斯文學進行回顧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