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雅靜

　　中國文學的起源及發展與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演進緊密相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思想文化建設工作放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在發表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提到“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文明基因”概念群，強調文明基因的歷史形成和當代意義。厘清中華文明基因的形成和發展、內涵與功能，是深入貫通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考古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融合發展，為重新審視中國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的關系提供了新契機。

　　重新審視中國文學起源問題

　　中國文學起源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中華文明的歷史文獻最豐富，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中獨樹一幟。世界三大古典文字體系只有漢字從起源一直使用至今，中國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共同發展。然而，長期以來，關于中國文學起源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學自身的發展脈絡上，對其與中華文明基因形成的關系缺乏系統性探討。

　　同時，關于中華文明基因的相關闡釋與論述多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研究、考古學、歷史學和哲學領域。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形成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譚佳認為，“中華文明基因形成”有很強的考古學特征，國家高度重視考古學和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將其作為增強文化自信、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也為構建中華文明史研究提供了堅實基礎。

　　從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視野出發，重新審視中國文學起源問題，可以發現中國文學起源蘊含著“觀物取象”“立象盡意”“文以載道”“修辭立其誠”的觀念萌芽、“日新”的創新精神萌芽、“天人合一”的哲學萌芽和書寫傳統的多元一統趨勢等，成為中華思想寶庫中最悠久深邃、持續發展和不斷成功轉化的核心部分。這些文明基因與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相生相連，是理解中華文明的關鍵概念。譚佳提出，只有將文學起源研究與中華文明基因的形成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填補學術空白，為中華文明起源和文化基因的研究提供一份獨特的“中國性”答卷。

　　揭示文學起源與文明基因的深層聯系

　　學術界對中國文化基因問題的研究，如文明價值、文化觀念、歷史思想和意識形態等，在古代社會多依賴于經學的注疏考證，現代以來的學術路徑往往倚重考古學的物質文化研究、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以及宗教學對成熟信仰的分析。這些方法雖各有其獨特價值，但在全面揭示中國文學起源與文化基因形成的復雜過程中，仍顯力有未逮。

　　譚佳表示，有別于研究文字出現以后的文學體裁，更有別于海外漢學界把研究起點慣設在周代甚至東漢，她所倡導的中華文明基因視野下的文學起源研究將視野拓展到文字、文本和文獻之外，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研究框架——“天—地—物—字”，涵蓋天文、地緣形態、器物、漢字多個維度，從更廣闊的視角解讀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

　　“文學的起源與文化的源頭與天文學緊密相連。”參與該項目研究的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說：“先民對天象的命名，是天文觀察與天文崇拜轉化為神話和文學的關鍵所在。”劉宗迪認為，通過結合天文學與民俗學知識，對早期文獻中關于天文星象、歲時物候的記載進行分析和解讀，對一些重要星宿的命名以及相關神話和民俗文化的內涵進行鉤稽與分析，將揭示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生動意蘊與古老詩意，展現其作為傳統科學的特質以及華夏宇宙觀形成與演變的歷史脈絡。

　　在對中華文明基因形成與文學起源的深入研究中，地理環境的獨特性被賦予了新的文化意義。東亞大陸板塊的相對獨立性和封閉性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獨特的地理條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蓓提出：“天然的地理環境作為一個創造系統的整體，對于活動其間的人們而言，是具有文化生產能力和特定文化發展方向的指向功能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將中國史前文化的六大區系劃分為面向內陸和面向海洋兩大板塊。然而，與環地中海早期文明基于航海技術的商貿和軍事征服道路不同，面向海洋的早期中國文化并沒有走上類似的發展路徑。相反，它們與面向內陸的區系文明之間發展出了廣泛的交流與聯系。這種獨特的文化發展模式，顯然受到了太平洋以及大陸板塊內陸腹地等地理條件的限定。”

　　“重建文學起源因子的信息鏈需要從考古發現的萬年中國的物質文化遺存著手，篩選出能代表中華文明特有的、傳承不息的關鍵要素，從而確立中華文明特有的物象基因。”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唐啟翠也參與了該項目研究。她告訴記者，考古物象和文獻意象跨時空對話，成為打通文物和文獻的橋梁，如貫穿中華文明史的玉帛，不僅在國家祭祀、會盟場合是文化認同的標識物，也是承載著中華文明特有的神話信仰“精、氣、靈”和禮制話語“中、和、德”的意象物。考古物象為文獻意象提供實物依據，讓文獻中的抽象意象有了具體的物質參照；文獻意象則賦予考古物象文化內涵，使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價值得以彰顯。二者相互印證與補充，可以幫助我們構建出更加完整的文學起源的歷史圖景。

　　在甲骨文等早期文字體系中，“文”表示紋飾、紋理，用為王號美稱。殷周革命之后，周人更賦予“文”極高的道德評價內涵，“文學”觀念隨之出現。“漢字不僅是記錄思想的工具，更是中華文明基因的重要載體。”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川提出，漢字的書寫體系以取象為根底、以表意為趨向，與西方字母文字體系存在根本差異。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記錄思想的方式上，更體現在思維方式上。華夏先民，自始以來就將文字本身看作是獨立的存在，文字是意與物兩端融合的產物。中國文化的基因恰恰在對漢字的理解和使用中不斷得以強化。

　　實現文明基因與文學起源的互動研究

　　國外學術界對西方（比如古希臘文學）文學起源的研究已經與其文明探源融合，從兩條路徑合力形成貫通性研究：一是根據考古學和器物學的材料；二是人類學的民族志與民俗材料。如何理解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之間的互動關系？譚佳及其團隊認為，中國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的互動研究，具有非常鮮明的跨學科、交叉學科特征。這一研究既探索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多學科交叉新模式，也聚焦國際學界關于早期中國書寫的爭論。在問題識別、學術觀點、話語體系和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該研究旨在挖掘傳承本土優秀學術傳統，并與國際學界展開深入對話，在此基礎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體系。

　　從文學起源看文化基因，縱觀各大古文明，中國漢字作為唯一從古至今持續使用的文字系統，其穩定性和傳承性成為中華文明強大的文化基因與價值認同的核心。這一獨特的文明現象貫穿于從史前器物到經典文本的整個歷史進程，體現了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

　　從文化基因看文學起源，受文明起源模式和漢字特征影響，中國文學起源與其他文明傳統有很大差異。例如，研究其他文明的文學起源最常見的口傳、記憶、表演可以構成理解早期中國文學的要素，但并不完全是中國文學起源的基石。近萬年來墓葬遺址和祭祀性遺存的各類器物和文化遺址等，都以獨特的物性策略和技藝傳承，為后世文字書寫時代的文道觀、文德觀、修辭觀等奠定了基礎。這些考古發現涉及先民的宇宙觀、精神信仰和意識形態等核心問題，無法僅依靠考古實證或純文本分析來推進，勢必要在跨學科互動研究中尋找新視野和新方法。

　　譚佳提出，互動研究的突破點在于從“中華文明基因形成”的視角出發，突破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學”起源研究，勾勒從前文字時代到經典文本的思想傳承。同時，在學術話語和學術價值方面，聚焦中華文明最具標志性的漢字及其早期書寫傳統，從文學角度豐富對中華文明特征和基因的認識。

　　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斷推進，眾多成果和前沿理論為研究中國文學起源提供了新途徑。從天地觀念、地緣形態、器物思維和敘事起源等多個維度，探索從前文字時代到經典文本的中華文明基因的形成與傳承，這一過程不僅記錄了中國歷史文化發展，體現出獨特的中華文學藝術風格，還促進了中華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動了外來文藝因素的本土化與創新轉化。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獨特的基因和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