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段丹潔

　　移民文化是全球化進程中文化重構的微觀鏡像。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展社會學研究室主任鄒宇春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進行了8個月的實地調研，通過對50位持有綠卡或美國公民身份的中產階層華人移民進行深度訪談，系統分析了中美關系變化背景下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動態重構過程，為跨文化傳播與“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與實踐啟示。近日，記者邀請鄒宇春分享了此次調研的收獲和感悟。

　　以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為出發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鄒老師您好！請您介紹一下此次調研的背景及主要目的。

　　鄒宇春：此次調研的背景與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有關。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一時代命題。十多年來，廣大對外傳播工作者不斷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探索講好中國故事的方法路徑。講好中國故事，事關“如何講”“講什么”“誰來講”三個關鍵要素。進入信息時代，信息繭房、算法推薦使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看到事情的全貌。作為一名社會學者，我一直希望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體會“講好中國故事”的這三個要素在美國本土的現狀。這次在國家留基委國家公派訪問學者項目以及UCLA亞太研究中心教授周敏的支持下，我的這個研究目標得以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調研過程中，您最關注的華人移民群體特征是什么？在職業、年齡、移民時間等方面是如何分布的？

　　鄒宇春：在調研之初，對于要關注什么樣的華人移民，我并沒有明確的想法，只是想大概了解這類人群在美國的生活適應性。從“誰來講”的角度，華裔移民因為文化同源的緣故，理論上可以在講述中國故事中承擔起非常重要的橋梁作用，因此他們是我調研中最關注的群體。

　　但在最初三個月（2024年8月至10月）的參與式觀察和試調查后，11月開始，我逐漸聚焦于中等收入、擁有綠卡或美國身份的華裔移民。聚焦“中等收入”這部分華裔移民群體，一是因為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群體，他們的規模占比會改變社會結構，他們具有相對溫和的態度和較為積極的價值觀；二是在訪談中這部分人更容易接觸到，且接受訪談的概率更高。華裔移民受訪者年齡在18歲及以上，移民美國的時間大部分在5年及以上，職業種類非常多樣，包括大學教授、醫生、老師、律師、總編、記者、導演、自創業者、導游、大學生、家庭主婦、小紅書博主、TikTok博主、護工、裝修人員、留學中介，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介紹一下，該調研項目是如何具體落地的？

　　鄒宇春：剛到洛杉磯時，我結識了同在UCLA訪學的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外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趙玉榮、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彭慧。我們在交流各自的研究任務時發現，盡管各自的專業不同、研究興趣點不同，但在華裔移民的生活適應性方面有研究交集。所以，我們組成了“調研小分隊”。后期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世勇來UCLA亞太研究中心訪學，也加入了調研小分隊，組隊開展調查研究。在組隊調研的過程中，我們幾位學者觀點碰撞、相互啟發、相互促進。我們粗略采用了被訪者驅動抽樣（RSD）方法找尋受訪者進行訪談，訪談方式主要采用線下面對面訪談，在時間、地點不合適時則采用線上訪談。

　　《中國社會科學報》：華人移民在適應美國社會文化過程中主要遇到了哪些挑戰？他們是如何在中美文化之間找到平衡的？有哪些代表性的案例？

　　鄒宇春：畢竟中美文化存在明顯的差異，遇到挑戰是難免的。至于有哪些主要挑戰，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與我觀察到的挑戰也基本相似。首先，最大的挑戰是語言。如果不能講英語，他/她的生活、工作只能嵌入華人生活圈內，生活半徑很小，很難融入當地生活。盡管多數移民積極融入，但社交圈仍以華人為主，其差別在于社交圈的關鍵他者是華人還是本地人。其次，是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深層差異。為何說是“深層差異”，因為在明面上可能看不出來。有幾位受訪者談到，在與美國當地人交往時，都是客客氣氣的，很禮貌但很難交心。一些深層次的文化和價值觀差異導致雙方很難在精神層面實現共鳴，比如無法共談人生、談理想。養老問題同樣引發焦慮，美國養老體系高度市場化，出現社會分層現象，中產家庭面臨“夾心層”困境，既無法享受低收入者的福利，又難以承擔高端護理費用。

　　至于如何平衡以及能否平衡，取決于他們對自己在美國移民生活的目標設定以及他們所處的人生階段。不同階段遇到的主要挑戰是不一樣的，比如，移民初期是學習語言、掌握并運用語言；等到成家立業后，會在職場上遭遇“職場天花板”“少數族裔精英的刻板化印象”等問題，采取的應對方式也會有所不同。移民可能在經濟層面積極融入，卻在飲食、家庭觀念等維度強化中華文化特質，這種“選擇性切割”反映了身份重構的靈活性與實用性。

　　發揮華裔移民作用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調研中，主要運用了哪些理論和方法？

　　鄒宇春：調研中，我交織使用了幾種理論。一是關于同化或適應性，主要運用分段同化理論。該理論由周敏與美國社會學家阿列汗德羅·波特斯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共同提出。經典的適應性融合理論主張拋棄母國文化以融入主流社會，多元文化理論則強調文化共存，但兩者均難以解釋當代華人移民的復雜現實。分段同化理論承認移民適應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創新性地為研究華裔移民的社會融入提供了更有解釋力的理論視角。二是關于身份認同，在研究中運用了符號互動論、群體比較機制等多種身份認同理論。符號互動論可以指導分析華裔移民如何通過語言、習俗等符號系統定義自我。例如，大部分三代華裔移民家里家外都用英語，幾乎不用甚至忘了該如何說中文，這種不再使用中文的行為背后是三代華裔對自己是美國人的身份認同。群體比較機制主要指移民通過對比母國與遷入國群體（如經濟地位、文化可見度）評價自身的身份價值。隨著中美關系發生改變，大部分一代、二代華裔移民開始有策略地調整自己的身份歸屬。從研究范式來看，我主要采用了建構主義、后實證主義，在此基礎上，具體采用了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兩種研究方法。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調研成果為跨文化傳播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論視角？

　　鄒宇春：我剛結束在美國的訪學，訪談資料的編碼和分析尚在進行中，整個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不敢談有何新的理論視角。如果說有什么研究啟發，我個人覺得，在中美關系變動、中美各自表現不同于以往的時代背景下，美國本土居民、各類移民（包括華裔移民）對美國、中國的認知均會發生變化，這可能會影響部分人群的身份認同，甚至是策略性重構。從這個視角深入開展研究，或許會有新的理論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此次調研給您帶來的最大收獲是什么？

　　鄒宇春：從研究模式來說，這次調研最大的收獲是跨國實踐了跨學科合作調查模型。跨學科研究，必須把不同學科置于同一個場域下進行長時間的深度碰撞，如此便能產生有價值的學術發現。可以在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中起到重要助力作用。從調研目的來說，此次調研最大的收獲是，我認為大部分的華裔移民是可以在中國故事的敘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基于與中國心理距離的遠近，他們會在敘事中發揮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就未來如何進一步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您還有哪些具體建議？

　　鄒宇春：從“誰來講”的角度，我們仍要重視發揮華裔移民的作用，他們的雙重身份和文化價值基因能夠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橋梁。在“講什么”方面，應該更加注重內容，通過普通人的視角，讓故事更真實可感，既能保留中國元素，又能讓西方受眾愿意聽。此外，還可以改進講故事的方式，比如突破算法的限制，敘事邏輯從“講述中國故事”轉向“共生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