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早的皮書之一,《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以下簡稱“社會藍皮書”)自1992年首次編撰以來,已走過33年的歷程。該年度性系列研究報告力圖通過分析社會發展的成就、問題和趨勢,提出政策性建議,并在持續追蹤中展示我國社會演變的中長期軌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培林是這一項目的親歷者和推動者之一。近日,記者采訪了李培林,請他講述這部社會藍皮書的“成長”經過。
準確分析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藍皮書最初編撰的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李培林:社會藍皮書的產生,主要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接受中央交辦的任務,分管經濟學片的副院長劉國光研究員開始主持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和預測的研究,并于當年出版了《1992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產生很大影響,也得到中央政策制定部門的高度肯定。在此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992年決定由當時主管社會政法學科片的副院長江流研究員主持,進行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的研究,由當時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陸學藝研究員具體負責,我當時就是課題核心組成員,1993年推出了第一本社會藍皮書《1992—199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我負責撰寫了“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座談會紀要。另一個原因是,從“七五”計劃(1986—1990)開始,我國五年計劃的名稱從《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增加了“和社會發展”5個字,但當時“社會發展”對很多人來說還是個新概念,不過已認識到“社會發展”是不同于“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展維度,“社會形勢”的概念是從“社會發展”延伸而成的,是指社會發展的狀況和趨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視察南方的談話之后,各地出現了基建投資熱、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債券熱和辦公司熱,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社會亂象和物價上漲過快問題,準確把握社會形勢的狀況,成為普遍關心的問題。社會藍皮書就在這樣的多重背景下誕生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過去33年中,社會藍皮書是怎樣記錄中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的?
李培林:經濟藍皮書和社會藍皮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早的兩本皮書,在國際學術界,幾乎從來沒有這種能保持30多年連續性的系列研究報告。在這30多年中,社會藍皮書也見證了我國在社會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社會發展的轉折點,都需要對階段性的發展特征作出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如1993年社會藍皮書作出“社會轉型進入新階段”的分析和判斷,2005年社會藍皮書提出中國發展進入“人均GDP 1000—3000美元的轉型關鍵時期”的分析和判斷,2010年社會藍皮書提出中國進入發展的“新成長階段”的分析和判斷,都是很有問題針對性的,受到普遍關注。社會藍皮書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非常注重用數據記錄社會變遷,每年都發布一些專門的社會調查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歷年社會藍皮書中,有哪些議題是一直被關注的核心內容?近年來新增了哪些重點議題?這些議題的出現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哪些新變化?
李培林:“社會形勢”一開始還是一個新概念,究竟應該包括哪些內容也有很多爭論。起初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比較寬泛,認為除了“經濟的”都是“社會的”,所以最初的時候還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分報告。后來逐步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內容框架,就是現在社會藍皮書的“發展篇”,主要就是我國發展總體布局的“五大建設”中的社會建設的內容,包括人民生活(收入和消費)、就業、社會保障、醫療健康、社會治理等方面的分報告,這些內容是基本穩定的。另外還有一個“專題篇”,是根據發展的變化動態調整的,是研究一些社會發展的熱點問題,如汶川地震時有關于汶川地震社會救助方面的研究報告,脫貧攻堅時有精準扶貧的研究報告,近年來聚焦于互聯網輿情、食品藥品安全、老齡化應對、鄉村振興、生態環境等專題,反映落實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
把握前瞻性為發展建言獻策
《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藍皮書在過去33年中對中國的政策制定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能否舉例說明?
李培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社會藍皮書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我國發展的和諧穩定情況、特別是對經濟增長過熱時期和經濟增長波動時期的和諧穩定情況進行監測、評估和提出建議。舉一個例子,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就業形勢有所惡化,農民工失業返鄉的情況比較突出。但那時我國使用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的數據并沒有變化。為了反映真實情況,我們使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全國抽樣大調查數據測算了“城鎮調查失業率”,同時根據一些區域調查的數據和情況,作出當前就業面臨多方面壓力的判斷。這個與當時官方公布數據不同的對城鎮失業率的判斷,引起中央相關決策部門的重視,加強了促進就業方面的政策調整,也推動了此后我國失業率統計指標從“城鎮登記失業率”向“城鎮調查失業率”的調整。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歷年的社會藍皮書編撰過程中,您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李培林:最難忘的是起步的艱難,那時課題核心組實際就三四個人,要負責全部組稿、統稿和總報告撰寫的任務,為了撰寫總報告還要跑全國很多地方進行調查,統稿就住在社科院附近的四川辦事處招待所,那時招待所里早餐也沒有,就在附近胡同里吃街攤,但我們充滿了熱情和干勁。也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屆領導給予的大力支持,社會形勢分析涉及的影響因素復雜,在一些關鍵發展階段,都得到了社科院領導的方向引領和鼎力支持,我當時也沒想到這項課題會延續幾十年。
《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藍皮書對學術研究的意義是什么?
李培林:社會藍皮書是智庫成果的一種,與通常的“學術研究”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它更強調對當前現實的針對性和對政策制定的建言獻策作用。我覺得這是在經驗學科的學術研究中推進和深化理論聯系實際導向的重要路徑,也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社會藍皮書的未來發展有何想法?
李培林:我已到了“不逾矩”的年齡,希望這項課題能夠繼續長期堅持下去,也希望后來者能夠始終保持富民強國的使命感、以人民為中心的情懷、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未來把握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