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的是誰家女子，生得滿面春光，美麗非凡？這位姑娘，請你停下美麗的腳步，你可知自己犯下什么樣的錯誤？”這句臺詞出自電視劇《大明宮詞》中的皮影戲場景。12月20日，記者采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沙垚時問到，為何他會回到鄉村研究皮影戲？他回答說：“我對皮影戲有著濃厚的興趣，至今都記得這句臺詞。”
除了興趣使然，學人的選擇離不開時代的召喚。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通過，并于2006年正式生效。我國第一時間以締約國的身份加入《公約》，自此，國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迎來熱潮。同樣是這一年，正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讀大一的沙垚，在聆聽了一場呼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講座后，也意識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緊迫性。于是，他選擇了陜西農村的皮影戲。“搶救皮影戲，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回到農村，回到鄉土文化中，成了我靈魂深處的聲音。”沙垚說。
自2006年至今，沙垚在中國鄉村研究這個領域深耕了18年，調研過許多村莊。其中關于皮影戲的研究，前前后后追蹤了9年。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沙垚出版了《土門日記：華縣皮影田野調查手記》《新農村：一部歷史》《吾土吾民：農民的文化表達與主體性》《群眾新聞學：理論、歷史與實踐》《一個人的京劇史——張正芳評傳》等多部專著，發表了《可溝通關系：化解鄉村振興多元主體關系的內在張力》等100余篇論文。
這些著作和論文，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不斷追問中國鄉村的文化基礎，討論了農民文化主體性、鄉村文化內生性、鄉村文化治理、鄉村文化傳播、鄉村文化運營等議題，提出了“群眾新聞路線”“可溝通關系”“鄉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轉向”等原創性概念。其中，《吾土吾民：農民的文化表達與主體性》于2023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追尋：從皮影這扇窗看到廣袤鄉村大地
陜西省渭南市華縣是沙垚做鄉村調研的第一站。2007年底，沙垚與團隊成員、現已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的梁君健等人再次來到這里。
與2006年暑期實踐不一樣的是，這次他們不只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問題，還通過人類學“民族志”的方法“深描”當地皮影人的情感結構和鄉村的文化土壤。“其實，最初做皮影戲研究時，我只是盯著皮影戲，一直到2007年底，我去華縣做第二次調研時，才關注到孕育皮影戲土壤的那個鄉村。”也正是從那時起，沙垚對鄉村及鄉村文化有了更深的體悟。他認為，當代民間文化衰敗的主要原因在于社會的變遷。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應該轉向歷史、轉向社會，去討論藝術與社會曾經是如何進行健康而有機的互動。現在，沙垚在課堂上經常會對學生們講，皮影戲或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態就像一扇窗，當我們凝視的時候，看到的不是窗，而是窗外的風景——鄉村。
為了從“局外人”變成“局內人”，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當地的生活中，不僅去參加村民們舉辦的婚禮、葬禮、傳統廟會、新型文化節活動等，還幫當地村民干農活；他們常常陪伴皮影戲老藝人流浪演出，曾在秦嶺山中遭遇暴風雨，路遠地滑，險些迷路；為了給一塊石碑拓片，他們夜宿深山破廟，老鼠在身上跑來跑去……對于田野調查中的種種經歷，沙垚至今講述起來還是十分興奮。田野調查結束后，當時還是本科生的沙垚出版了專著《土門日記：華縣皮影田野調查手記》，那時還是碩士生的梁君健完成了影視人類學紀錄片《戲末》。
2009—2011年，沙垚與團隊成員趙海濤等人來到陜北，這個被沙垚習慣稱作“小村”的地方。這次他將自己的調研對象直接聚焦到村莊。在這里，沙垚親歷了楊家溝和夏家峁村的建設，以平民視角，從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廟會等村落公共生活多方面展示了新農村的面貌，并提出“小村”如何選擇未來的思考。
對于為什么會選擇“小村”做調研，沙垚說，“‘小村’是一只麻雀，解剖它，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東西”。當時“小村”下轄的楊家溝和夏家峁村兩個自然村呈現出了極其微妙的格局。其中，夏家峁村大部分村民已經完成了新村的搬遷。進入新村后可以看到兩排樓板房整齊排列著，中間是一條大道，路邊掛著紅彤彤的燈籠。隨便走進一戶村民家中，冰箱、大彩電、沙發等一應俱全。而此時，楊家溝村正在經歷搬遷的陣痛，一些村民不愿離開世代居住的古老窯洞。
沙垚說，這里保留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生活方式的樣本：一個是滿是窯洞的老村，住著不肯搬離的老人；一個是新村，嶄新的樓板房，住著的大多是年輕人；還有一個是正待搬遷且矛盾重重的楊家溝。解讀這些樣本，可以分析出新農村建設前后的村落文化變遷。
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件事本身，沙垚表示，我堅持兩點：第一，這個工程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所以不能急功近利；第二，總體來看，可以分為三步走，即完善基礎設施，發展農村經濟，然后是文化和社會建設。“小村”目前主要還停留在基礎設施建設階段，但隱隱地也能看出今后“小村”的發展方向，必定是以規模養殖業為主導的村落經濟。
其實，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從集體制到承包制，從新農村到城鎮化，中國農村發生了或正在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但實際情況究竟如何？農民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對此，人們不見得都很清楚，而這又是農村政策和文化發展的基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原署長、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院長柳斌杰在給沙垚的書作序時寫到，沙垚所做的是全景式地描寫鄉村，將農民創造的新的生活方式呈現出來，從政治、經濟、文化、公共生活、娛樂等各個角度記錄如火如荼的新農村建設并提出自己的思考。不僅如此，他意識到“小村”的當下狀況深受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影響，所以用講故事的方式將幾個老人口述的人生故事串聯起來，以小見大，表現“小村”數十年的滄桑和變遷，一方面增強了故事的可讀性，另一方面也表現了歷史與現實的糾結。中國農村正是在這樣復雜的語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未來、走向富強。
這次調研同樣以“民族志”的方式進行，沙垚與團隊成員在這里與村民同吃同住了100多天。但是，野外作業充滿著不確定性，沙垚與團隊成員一天只吃一兩頓飯是常有的事；有時兩個人不得不在小屋里擠在一張單人床上湊合著睡；西北缺水，他們連續15天不能洗一回腳……調研結束后，還是碩士生的沙垚寫出了專著《新農村：一部歷史》。
思考：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民族志的貫通之道
“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是人民日報原總編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院長范敬宜先生對學生的教誨。“只有眼皮貼近地皮，才能看得見草根”，是一位云游詩人給沙垚的寄語。
但什么才是真實的鄉村？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卻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矛盾的描繪。一方面，是農村文化的復興，農民們載歌載舞、歡聲笑語，甚至還有不少浪漫化的想象，炊煙裊裊、田園牧歌；另一方面，是農村的凋敝，空心化、老齡化，以及一群不知如何安放未來的孩子。
于是，沙垚從自己的學科出發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的農民有沒有文化？如果有，他們如何表達自己的文化？帶著這些疑問，2012年他再次回到關中農村，通過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與檔案資料相結合的方法，累計田野工作400多天，最后搜集到一手檔案3000多頁，訪談500多次，音視頻材料300多小時。
經過調研，沙垚發現，20世紀50年代，鄉村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主義新文化在實踐中激烈碰撞，在復雜而艱難的互動中，鍛造出新中國農民的文化主體性。此后半個多世紀中，實踐是農民的主要表達方式，通過細膩實踐，農民在內生文化和外來文化之中穿梭，將民間性與人民性打通，創造出鄉土社會的新文化傳統。“只有認識到這種‘新民間性’內在的多維張力，以及匯聚在一起的堅忍維系和水滴石穿般的力量，才能真正解決當代鄉村的文化困境。”沙垚說。
在學科范式上，沙垚努力探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民族志的貫通之道。傳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揭示傳播與政治經濟宏觀結構之間的權力關系；而民族志則側重通過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等方法，深入具體的社會文化情景中，進行細致的文化解釋。兩者結合可以提供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視角，更好地理解傳播現象和社會文化現象。但是，當前的民族志傳播研究經常被簡化為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等表面形式，缺乏深層次的文化反思和理論關懷。因此，找到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民族志的貫通之道，有助于相關研究者深入傳播學和人類學的深層脈絡中，提出并解決更有意義的學術問題。
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清華大學人文講席教授趙月枝在看到《吾土吾民：農民的文化表達與主體性》一書后說：“這本書見證了沙垚的學術成長，他從一個完全沉浸于田野調查的學生，成長為一個努力貫通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民族志的青年學者。現在他在尋求政治經濟學和民族志的交叉融合。他能有這樣的學術自覺，我既吃驚，又欣慰。轉型期中國的問題極為復雜，他走過很多村莊，在其中幾個村莊駐點調研四五百天，有這樣的經歷，如果再加上政治經濟學的素養，一定會有所建樹。”
沙垚的這次調研致力于化解傾向于宏大敘事的政治經濟學與傾向于微觀實踐的人類學民族志之間的張力，進行跨學科融合的嘗試。雖然很難說這次調研的成果能夠破解這一已經持續了百年的學理性范式困境，但是該成果至少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具有說服力的案例。
除此之外，這次調研成果最終形成了一個新的鄉村傳播研究的分析框架：“主體—時間—空間”，強調農民的文化主體性、鄉村的文化內生性和歷史的文化延續性。沙垚表示，該框架提出距今已近十年，但仍然具有解釋力。與此同時，沙垚還在此次調研成果中較早提出農民文化主體性、鄉村文化內生性等概念，并且對鄉村文化內生性給出操作性定義。以民間戲曲的傳承發展為例，他進一步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歷史文化相結合的路徑是“實踐中的人民性”等。
孕育：文化為鄉村全面振興注入新活力
扎根鄉村18載的沙垚，對鄉村有著濃厚的感情。他希望為黃土高原的每一個村莊都寫一部關于它的傳記，希望每個村莊都可以繪就屬于自己的和美鄉村新畫卷。
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指出，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沙垚認為，鄉村既是傳承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場域，又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重要陣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整體布局中靈魂性的存在。
在前期調研的基礎上，2015年起，沙垚聚焦鄉村文化治理，繼續做田野調查。他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為什么有些村民連自己家門口的垃圾都不撿，但是紅白喜事的時候，卻特別有公共性？為什么有些人際矛盾，村干部解決不了，廣場舞的領隊一句話就解決了？這啟發他思考，在鄉村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實踐中，包含著巨大的治理能量。如何將自上而下的行政引導與自下而上的文化傳統相結合，是今天中國特色鄉村治理的關鍵。他提出，在鄉村發現文化，而不是外部性的“送文化下鄉”。沙垚表示，將農村文化活動的主導權還給農民，是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也是人民史觀的具體表現。這恰恰也是文化主管部門、文化產業和知識分子“有機化”的過程。
鄉村振興，文化必振興。經過多年調研，沙垚提出，在行政和產業資源相對薄弱的鄉村，文化是其重要的后發優勢。對于文化賦能鄉村，我們要堅持四個重要原則：一是主體性原則，以農民為主體；二是內生性原則，釋放農民生活世界的正能量；三是時代性原則，體察當代農村的文化自覺；四是業余性原則，將文化實踐融入日常生活。由此，動員最廣泛的力量參與，激活和喚醒沉睡的文化，讓文化獲得與政治經濟對話、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而非僅僅作為娛樂和展演，從而解決時代的迫切問題，這是我們一線鄉村文化振興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
2020年以來，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在全國各地發起鄉創活動。沙垚擔任該院特聘研究員，參與一線實踐，并對“鄉創”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即在鄉村進行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們的鄉創實踐得到相關部門和業界的認可。2021年，沙垚主筆完成了相關部門委托給清華文創院的課題“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和“傳承弘揚民俗節日文化研究”。2022年，文旅部在課題成果基礎上聯合六部委發布文件《關于推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意見》。此外，2018年以來，他先后受邀擔任北京市平谷區、江西省浮梁縣、河南省光山縣等十余個縣（區）的鄉村振興首席顧問、首席研究員或智庫導師。
2022年以來，沙垚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曾昕、助理研究員左燦，以及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付偉等在全國各地圍繞“運營入鄉”展開田野調查。當代中國已經從“鄉土中國”轉向了“城鄉中國”，因為鄉村振興不可能僅僅依靠傳統農民實現，未來鄉村大概率會按照“三三制原則”，即三分之一原鄉人、三分之一歸鄉人、三分之一入鄉人形成一個新的支撐性主體。但這個新主體不會天然形成，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價值觀念等很不一樣。因此，如何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進而鍛造新主體；如何理解鄉村的新業態和整村運營；如何看待城鄉之間千萬級的人口逆向流動；如何想象未來城鄉融合的生產生活方式，成為他們的新課題。
雖然沙垚一直以鄉村傳播為主要研究方向，但是他從未放棄過對中國特色新聞學的學術追求。沙垚認為，在鄉村文化宣傳和新聞傳播實踐中，處處可以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這讓他不得不去思考新聞與傳播、歷史與當下、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斷裂和續接的問題。如果僅僅討論鄉村傳播，而不去思考百年新聞史，則是一種背棄初心、隔岸觀火的態度；如果僅僅討論中國特色新聞學，而不與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基層（鄉村）實踐相聯系，則是一種刻舟求劍、掩耳盜鈴的態度。
因此，沙垚通過對農村俱樂部和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考察，提出了“群眾新聞路線”的概念。這一路線不但是對傳統新聞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而且是對當前媒體環境的一種適應性創新。沙垚表示，群眾新聞路線既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新聞事業的遵循，又能與西方專業主義的新聞理論展開批判性對話，是一種基于實踐的、自主的、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辯證統一的新聞生產和媒體運行模式。
“群眾新聞路線”的主要特征是，沿著主體性的脈絡提出，群眾參與新聞生產；沿著組織性的脈絡提出，新聞參與社會治理。沙垚在《群眾新聞學：理論、歷史與實踐》中，還提出重構中國新聞學的起點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鄉村實踐；提出中國特色新聞學“與古為新”的新研究框架，即不再將歷史作為研究對象，而是與歷史建立一種對話關系，從歷史中汲取解決當下問題和面向未來的智慧。此外，他發現“農村俱樂部”這一在中國新聞史上被忽略的研究對象，并把縣級融媒體作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政治經濟學實踐。
無論是用民族志的方法，從社會結構與民間文化的互動視角去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嘗試打通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民族志這兩種充滿隔閡與張力的研究范式，探尋鄉村文化振興的可能性路徑；還是通過對農村俱樂部和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考察，提出“群眾新聞路線”……我們看到的是一位長期在田野調研的社科青年，在鄉村研究這條學術道路上不斷地探索，看到的是他想要用自己的所知所學報效祖國、服務人民。
“究竟是什么動力可以讓您持續研究鄉村18年？”面對記者的提問，沙垚回答說，“都是感動，對國家的、對行業的，而且所有感動最終都會落到具體的人與人的關系，這種感動會驅動著你很努力地做事情。當然還有我的‘伯樂’——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史宗愷先生，他對我的影響很大”。
據沙垚介紹說，史宗愷一直鼓勵他跳出學科局限，將宏大的思考與微觀的經驗相結合。史宗愷建議沙垚用10年時間搞清楚中國農村的現狀，并讓他像理工科做實驗一樣，用一本書勾畫出一個切面，進而預測50年后中國農村的樣子。這種高遠的學術目標和對實踐的重視，促使他在鄉村研究領域不斷耕耘。沙垚說：“搞清楚中國農村和文化長什么樣，談何容易，太難了，我只能一直在路上。”
2015年7月從清華大學博士畢業入職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有9年，沙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發揮社科青年的力量。他表示，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青年學者，我們不僅要做理論闡釋，更要深入實踐、深入基層、深入一線、深入群眾。因為有些基層干部常常埋頭苦干，踏踏實實做了很多事，探索了很多樸實、有效的經驗模式，但不懂得總結提升。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結構性的“真空地帶”，即對標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體系，從地方上具體的做法、實踐中總結提煉中觀層面的經驗、模式，從而真正打通“宏觀理論—中觀模式—微觀實踐”。
對于下一階段的重點研究方向，沙垚明確告訴記者，我現在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運營入鄉”“生活入鄉”應該就是未來30年中國鄉村的樣子，而這也將是我未來幾年為之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