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圍繞著國富國窮這一問題的解釋，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決定論。其中，又以制度決定論和技術（產業）決定論兩種類型最具代表性。而在進一步的追問中，制度決定論往往會退回到地理、氣候、宗教、文化、殖民甚至物種馴化等歷史偶然因素的解釋中。在技術（產業）決定論中，特定產業或經濟活動的選擇往往成為解釋發展成敗的關鍵因素。盡管技術（產業）決定論者賦予了國家、企業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但對國家為何擁有、如何持續發揮在高質量經濟活動中的引導乃至塑造作用，則語焉不詳。

　　無論是制度決定論還是技術（產業）決定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國家這一關鍵行動主體是否具備國家能力，以及國家能力的來源等基礎性問題。兩者都在“國家應著力于何處”這一問題上陷入了理論敘事的混亂甚至循環之中。制度決定論者往往將某一類型的制度視為唯一答案，而忽視了制度的多樣性以及國家內蘊的組織性質和整合能力。技術（產業）決定論則往往忽視了基本政治秩序和國家能力的必要性，而后發工業化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意志”的體現，往往需要國家發揮強大的統合、引導和組織能力。

　　《國家發展的道路》一書立足中國發展的偉大實踐，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審視制度決定論和技術（產業）決定論，并對國家發展的道路問題給出了一種新的解釋。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像一些批評者指出的那樣缺乏“中間層次”概念，堅持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更需要從鮮活的實踐出發，從相互協同和累積因果的角度，而非單向的線性決定論思維上，豐富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理解。對于理解國家興衰這樣的宏大命題而言，我們更需要回到歷史唯物主義這樣的方法論根本，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的框架內，重新審視制度決定論和技術（產業）決定論中的制度、技術的內蘊，獲得理解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乃至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復雜作用機制的一個新的分析進路。

　　在引入國家這一主體視角之后，回答國富國窮這一問題時，首先有必要將所解釋的時間段限定在一個相對范圍內，這是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和“天命論”的關鍵。這是因為，在不同的時間段，經濟發展的內容、結構和動力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狩獵采集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在財富載體、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上，具有截然不同的范圍和性質。前現代國家和現代國家、帝國和民族國家之間，在權力的運行方式以及政治、經濟與社會三者的關系上，也存在巨大的差異。將國家窮富分野的因素無限地向前推演，只會使現有解釋國家興衰的理論過于復雜，以至于在留下無窮爭議的同時，沒有更多值得現代國家和政府借鑒的經驗，尤其是那些將決定性答案引向我們無能為力的自然因素或者歷史偶然因素的論斷。

　　事實上，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二戰以來，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無一例外地具有以下特征：具有建制性能力，與當時的技術浪潮相適應的高質量經濟活動，國家有能力保障一定的政治秩序，完成對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激勵和動員等。但要持續地具備上述特征并非易事。研究表明，在1960年總共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截至2008年，只有13個經濟體跨入高收入陣營。總體而言，國家發展是一個多因素綜合的動態過程，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自我強化的綜合系統性作用的結果。第一，政治、經濟和社會多領域的多種因素相互反饋所形成的系統作用，構成了影響國家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而不是某個單一因素持續決定著國家發展。第二，構成結構因果性的多個因素之間存在協同演化的關系，它們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但其中存在著最終決定這一結構性因果關系能否保持“不可逆”的因素。失去這一因素，該結構因果關系將不復存在。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而言，這種確保系統“不可逆”改變的最終條件，就是生產力的發展。第三，國家能力對于形成初始發展和維系長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謂國家主導的發展，并非強調國家的單一作用，而是市場機制、國家干預和社會結構三者契合與協同作用所形成的結構化的動力機制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能力的結構、來源和變遷動力，對發展道路有著重要影響。

　　基于上述觀點，制度決定論者的謬誤不僅在于將最初變化的原因視為系統最終發生質變的原因，而且認為這種變化只能沿襲“特定類型的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制度進而決定經濟績效”的線性邏輯。與之相反，技術（產業）決定論者貌似堅持了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卻將生產力等同于技術乃至產業，而未能結合生產關系的視角，從整體生產方式上把握生產力發展的本質。與此同時，技術（產業）決定論者的取向，還容易忽視生產關系適應性變革從而釋放和激發生產力發展的可能性。

　　理解中國發展道路，須聚焦國家能力的獨特性，并結合經濟活動的選擇與發展，系統考察從重工業優先到新質生產力的持續推進過程。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了傳統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桎梏。這一歷程不僅是實踐層面的創新，更催生了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通過提煉中國經驗，將國家主體性、制度特征與體制優勢融入理論框架，形成兼具歷史唯物主義根基與中國特色的分析范式。這種知識體系的自主性，既源于對“西方中心論”的解構，也體現在對本土實踐的理論升華。它拒絕教條化移植，強調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中，探索制度與技術協同演化的中國路徑，最終為全球發展理論注入新的解釋維度與實踐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