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雅慧（西亞非洲研究所（中國非洲研究院））
中國的非洲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發軔以來，始終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連，從服務外交實踐到構建知識體系，從回應現實問題到探索理論創新，逐漸形成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學術發展路徑。當前，在中非命運共同體建設與“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中國的非洲研究應繼續在問題導向中開拓前沿，為新時代中非合作的深化提供更具解釋力與行動力的智力支撐。
歷史回溯：
政治需求與學術發展互動
我國非洲研究的萌芽與發展，始終與中非關系的演進密切相關。早期的中非關系受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也直接反映在非洲研究中。1961年，毛澤東主席提出“應該搞個非洲研究所”的指示，標志著非洲研究的制度化開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等機構的成立，為學科奠基提供了組織保障。
在冷戰格局中，研究聚焦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政黨制度與區域熱點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編寫的《非洲概況》考察非洲國家的政治發展，作為非洲研究的基礎性成果，為我國的外交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改革開放后，研究視野從政治領域拓展至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非洲通史的編纂、國別史研究等都成為非洲研究發展的重要標志。
進入21世紀，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化后，非洲研究快速發展，不但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猛增，形成了以高校智庫、科研院所和企業研究部門為代表的多元格局，研究議題也逐步拓展：一方面，繼續深耕中非經貿合作、安全治理、發展援助等傳統領域；另一方面，向數字經濟、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新興領域延伸。
研究特點：
突顯實踐性與主體性
我國非洲研究的熱點議題緊密圍繞非洲發展問題和中非合作的現實需求展開，既回應非洲的核心關切，又服務于國家發展需要，如數字經濟與智慧聯通、綠色能源與氣候治理、農業現代化與糧食安全、安全治理等議題，從解決具體問題出發，推動合作模式創新，繼而催生出符合中非實際的研究邏輯和研究框架，成為中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知識支撐。
傳統議題也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通過本土化改造等實踐，使理論探索與項目實施形成有機互動，持續推動中非合作提質增效。從中國雜交水稻、菌草技術在非洲推廣，帶動當地糧食增產，到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化發展、共建“一帶一路”項目落地生根，我國非洲研究的生命力體現在對現實世界切實的改造中，超越了區域國別研究的范疇，成為知識生產體系中的重要創新力量。
實踐性與主體性是相輔相成的。在中非合作的實踐過程中，簡單套用西方理論和分析框架，難以真正理解非洲歷史和現實，也難以解釋中非合作中涌現的獨特經驗。只有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與非洲人民平等對話、合作共贏的經歷，才是在文明互鑒中重構主體敘事的基礎。
當前我國非洲研究的實踐性導向和主體性堅持，本質上是在全球知識生產體系中開辟一條新的道路，它既是對西方理論框架的超越，也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主體性覺醒的嘗試。
未來展望：
問題導向下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中國的非洲研究在問題導向下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一個從實踐到理論、從本土到全球、在文化對話中革新方法、于雙向互動中重塑話語體系的知識生產過程。這一過程并非簡單地拋棄原有理論，而是在致力于解決非洲發展現實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具有實踐解釋力和理論自主性的知識框架。
研究始終以中非合作的現實需求為基礎，服務中國和非洲的現代化發展，從實踐解決方案中提煉出本土化的理論框架。如系統總結中國減貧、基建經驗，結合非洲國情設計本土化方案，打破西方長期援助非洲卻不發展的魔咒，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邊界。我國非洲研究構建的不僅是一套理論工具，更是一種新的認知框架。理論的有效性不在于是否符合“普世標準”，而在于能否解決問題。
創新研究方法，提升學術解釋力。傳統區域研究常受限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分析范式，可突破傳統研究方法約束的同時，在新興領域加快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創新。例如，推進“數字非洲研究”；加強比較研究，將非洲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對比，提煉“全球南方”發展的共性規律。
拓展全球視野，參與知識秩序重構。推動“南南知識合作”，與非洲學者共建聯合實驗室、合作出版期刊，打造去西方中心化的學術平臺；倡導“中國學派”，從中非命運共同體實踐中提煉理論概念，豐富國際關系理論譜系。
非洲研究不僅是區域國別研究的組成部分，更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知識橋梁。當前，非洲大陸正經歷從“資源依附”到“自主工業化”的深刻轉型，中國學者需以更開放的心態、更扎實的田野、更創新的理論，回應中非人民的共同關切。
非洲研究的重要性，不僅源于非洲大陸本身的戰略價值，更在于其作為理論試驗場和文明對話平臺的獨特地位。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之際，深化非洲研究有助于破解“西方中心論”的認知，推動國際知識體系的重構。這要求超越短期功利主義，深耕基礎研究，使非洲研究真正成為理解世界、創新理論、服務人類共同發展的知識樞紐，在非洲現實與中國研究的互動中，為構建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貢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