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晟（世經政所）

　　個人成長與環境密切相關。2011年，我從南開大學畢業之后，就來到社科院世經政所工作。回首這十多年的研究歷程與人生經歷，心中感觸良多。

　　世經政所是國內國際金融與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重鎮，有一支強大而知名的科研團隊。來所工作之前，我和所里的老師并沒有太多接觸，對研究所的了解主要來自各位老師發表的文章和隨筆。那時何帆、張明經常寫時事評論，他們的每一篇我都會反復研讀。那些跳脫飛揚的文字對我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直覺告訴我，只有有趣的靈魂才會讓研究變得如此生動活潑。我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國際金融，和研究所的方向完全一致，于是我開始萌生加入這個團隊的想法。

　　2011年博士畢業之后，我順利進入社科院世經政所工作。很快我發現，這就是我夢想中的工作環境。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前身之一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室，于1964年5月19日正式成立，距今剛好60年，世經政所經歷了起步、改革、發展的艱辛歷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初，由于世經政所研究人員的語言優勢，許多外國學者都愿意訪問，進而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許多研究人員也被派往中國駐外使館工作。通過這種交流，世經政所對世界經濟形勢的了解領先于國內其他研究機構。20世紀90年代，情況逐漸發生變化，由于其他研究所外語水平的提高，外國著名學者更愿意訪問國內問題研究所。同時，對于國內重大經濟問題的爭論，世經政所很少發聲，影響力相對有限。1998年余永定和張宇燕先后擔任所長，兩位所長積極推動改革，將世經政所的研究室設置從國別轉為學科、將研究問題從跟蹤國際形勢轉向融合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與國內外著名學者和研究機構建立聯系，迅速提升了研究所的影響力。在所領導、研究人員、黨務工作者和行政后勤人員的共同努力下，世經政所連續十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的“國際經濟政策”項目和“國內經濟政策”項目排名中上榜，成為中國經濟政策、國際經濟政策和中國外交政策等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對于研究員來說，這里不像傳統高校，忙著學習最抽象的模型，解決最復雜的內生性問題；也不像證券市場宏觀經濟研究，每天匆匆忙忙追風趕月。世政經所為青年學者搭建了一個可以自主研究的平臺，為他們創造條件提高學術水平、建立國內外學術網絡提高在學界的知名度。在這里，青年學者可以更加自由地選擇想要深入研究的方向與感興趣的課題，更加純粹地鉆研一個問題或一種觀點，更加干凈有趣地講好文章故事，從而在研究中能夠收獲更多的、持續的樂趣，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

　　當然，從博士到學者的轉變還有一個過程。無論是做學術研究還是政策研究，年輕人要想走上正途，靠的是前面有個引路人。世經政所有很多引路人。最早教授我一些研究訣竅的是張斌。他跟我說，寫作有三個層次，“通順、干凈、有趣”。大多數時候，如果對現實世界沒有深刻的理解，博士生寫的學術論文，可以把話說通順就很好了，一般很難做到干凈這個層次，更遑論有趣。經濟學是一門與現實緊密聯系的社會科學。在學校，大多數學生看不到真實社會的運轉規律，所以會將自己在文獻中看到的新鮮東西一股腦塞到論文中，文章難免晦澀冗長。要想把文章寫得干凈，必須有清晰的底層邏輯。如何把復雜的底層邏輯講得通俗易懂，是世經政所“傳幫帶”訓練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我是這個體系的直接受益者。進所工作后，我非常仔細地觀察研究所各位知名學者的研究特色，然后根據自身條件，開始慢慢尋找適合自己的研究框架。

　　在這期間，我開始擔任余永定老師的研究助手。余老師強調對知識的深刻理解，反對淺嘗輒止。和年輕人交流時，他總喜歡追問一些基礎概念，比如總需求曲線為什么是朝下的，IS-LM曲線是怎么推導出來的。他認為基礎概念最能考驗一個人的學風和學識。在余老師的督促下，我每一次啟動研究之前都會先把題目的內涵和外延等基本概念弄清楚。余老師對研究的要求很高，大多數時候他并不愿意和其他人合作寫文章，因為他擔心分頭寫作可能無法表達清楚他的本意。不過對于年輕人，他總是滿懷包容，鼓勵大膽創作，對于重要的政策問題，他也愿意和年輕學生或助手一起合作。201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外逃”是學術界火熱的話題。余老師敏銳地察覺到這兩個問題是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讓我密切跟蹤形勢的變化，并且和我一起合作撰寫了大量的學術文章和內參要報。這些文章和報告對于后續政策的演進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宇燕所長曾經引用過蘇珊·桑塔格的一句話：烏托邦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段時光，一段柔軟的、揮之不去的時光。這句話恰好可以用來描述我在世經政所這十三年的時光。如果工作是一種樂趣，那么身邊自然會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家從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我想最重要的是這份工作能夠讓彼此感受到人生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