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哲學研究所）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然是面向中國現實、具有自主性的哲學社會科學；對于作為一切人文社會科學之基的哲學來說，同樣如此，且更為根本。九年來，哲學界圍繞這一目標，積極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
深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闡釋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首要任務就是不斷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化學理化研究，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融會貫通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當中。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一項核心任務，就是持續深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闡釋。
一是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內涵研究。這集中反映在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偉大建黨精神、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等一系列原創性、標識性概念的研究闡釋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形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當代形態。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本內涵，“六個必須堅持”創造性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出了原創性貢獻。“六個必須堅持”既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時代內涵，賦予了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從而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二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學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進一步鞏固了黨的文化領導權。黨的文化領導權既是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管理權，也是黨自覺參與、激發引領人民文化創新創造的話語權，決定著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發展方向和價值導向。習近平文化思想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和鞏固了黨的文化領導權。習近平文化思想進一步彰顯了文化的整合作用。文化具有特殊的功能屬性，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它既與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明并列，又能動地反映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當中。習近平文化思想創造性地明確了文化對實踐的統攝和能動作用，突出了實踐主體的自覺能動性。“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豐富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內涵。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鞏固了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
深入挖掘哲學基礎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哲學的工作方式，就是帶著時代問題不斷回歸經典；在對經典的耕犁中，不斷開掘其時代價值。這是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路徑。
其一，馬克思主義哲學聚焦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斷深化當代問題的學理研究。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一方面，深入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唯物史觀基礎。作為現代化理論的“現代”，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文明概念。馬克思主義的文明發展理論，凸顯其對人類社會未來文明形態的科學構想，表征了中國式現代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堅持與實踐探索。另一方面，深刻揭示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深層邏輯。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在當代呈現出許多新特點。從整體上對當代資本主義畫“像”，也就是說，在當代資本主義中，什么是“變”、什么是“不變”？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及其根源？需要“回到馬克思”。這就如德里達所說的：“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
其二，中國哲學注重梳理傳統哲學固有脈絡，提煉中國經驗，創建本土哲學范式。仁學本體論、經史傳統、文明論的歷史哲學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哲學體系紛紛登場。聚焦“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充分展現哲學普遍性、中國思想特殊性與漢語表達獨特性的辯證關系，突破“以西釋中”和“以中釋中”局限，挖掘漢語世界本原性哲學問題。同時，深入思考中國古典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基本任務，主張學術中國化與世界性對話并重，以古典學研究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從文明論和歷史觀角度展開研究，使文化生命體的哲學內涵得到深刻揭示。對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研究闡釋，為更好擔負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提供學理基礎。
其三，外國哲學立足中外文明互鑒，探索重繪世界哲學版圖。一方面，對于東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日趨深入。經過百余年的西學東漸，當前我國的外國哲學史研究已經擺脫了以譯介、傳播、學習外國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理論為主的面貌。這既表現在文本把握的專業化、精細化程度不斷提升，在一些領域已經達到國際前沿水準，無論分析哲學還是歐陸哲學都能夠廣泛參與討論；也表現在能夠從文明交流互鑒和深入把握文明原理的高度，對外國哲學史進行有文明主體意識的理解和詮釋。另一方面，對于外國哲學的中國化、本土化思考。部分學者從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問題意識出發，有選擇和反思地化用、改造外國哲學的思想資源，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與外國哲學有機融合，立足漢語獨特的語言性質和思維方式，思考用漢語做當代哲學的不同路徑，推進“漢語哲學”研究，體現出學術自覺和文化自覺。
開展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哲學思考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科技，給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人工智能推動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有可能帶來人類社會形態的加速演進；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快速發展，有可能帶來倫理風險和“物”支配下人的異化的全面加劇。
一是關注人工智能的類人主體性問題。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人工智能作為“類人主體”，不僅具有類人的認知能力，而且逐漸展現出類人的情感和意志，越發具有類人的主體特征。人工智能在執行人類指令的同時，也在逐漸完善因果推理和自主選擇等能力。那么，人工智能是否正在成為真正的認識主體、道德主體、實踐主體？人工智能的這些能力和人類主體能力之間的區別及邊界如何定義？這些問題正引發哲學界廣泛關注和討論。
二是人工智能的倫理反思。一方面，聚焦人工智能的倫理主體資格問題。這進一步引申到倫理責任歸因，即在人類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時，應該如何界定和承擔相應的倫理后果；我們如何建構人工智能倫理，確保人與人工智能體、人與不斷發展的新科技能夠和諧共存。另一方面，聚焦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新異化。在現實生產生活中，無論是“機器代人”還是“人機共舞”，人工智能技術都在重新塑造世界，人究竟是被機器解放，還是陷入了更深的機器奴役？這需要我們對人、技術、資本、制度等諸多因素進行綜合反思。
建立政治哲學二級學科
近年來，政治哲學被正式列入哲學二級學科，標志著一支專業化的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隊伍正在走向成熟，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學科人才培養理念和課程體系、教材體系正在走向成熟。
其一，對公平正義問題的研究受到廣泛關注。學者們不僅圍繞以羅爾斯為代表的當代西方平等主義政治哲學，探討如何理解正義的主題、正義原則、開展政治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及西方各政治哲學流派的派別沖突問題，同時也圍繞更為廣闊的哲學理論資源，既充分調動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以探析其中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正義思想，也基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實際，把對公平正義問題的研究置于“小康社會”“美好生活”“共享發展”“共同富裕”等中國語境之中，探討如何構建一種適合當代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理論。
其二，推進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的政治哲學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展開，是構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歷史與邏輯起點及坐標系，為構建以“貫通古今”為視野、以人民為價值主體、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的當代中國本土政治哲學提供了基礎。更進一步說，關于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等重要概念的政治哲學研究，深入揭示了中國政治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及一系列原創性命題的提出，為破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內在困境，并為構建新型全球秩序提供了政治理論和實踐方案。
其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得到實質性推進。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哲學內容，為我們解決當今中國和世界面臨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思想資源。從這一角度說，深入推進馬、中、西政治哲學思想研究，充分吸收各種政治哲學思想資源，實現其中國化時代化發展，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當代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