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訊 6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系列講座第4講在京舉行。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於梅舫應邀主講“康梁師徒與近代文化轉型的架構”。

　　“中國文化的近代之變，既是中國歷史的核心議題之一，同時也是延續至今、影響深刻的重要時代課題。”於梅舫認為，中國歷史文化的演變中，存在著類似于芯片運作的底層邏輯，成為熔鑄新舊并在中國主體上生出文化新葉的文化“架構”。康梁師徒的異同，大體體現了近代中國處理新舊、中西以熔鑄新文化的方式與架構之裂變。

　　隨后，於梅舫對康有為的學術本源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表示，“兩考”當中的疑古以更新經典的方式，多受朱熹影響，為中國自身更新文化的“傳統”方式。經學與中國文明關系深刻，近人多接受費正清“西方沖擊、中國回應說”，此說背后有一前提，即古代中國相對封閉，需有西方的沖擊才有近代化的可能。事實上，經學雖是中國古人的價值、意義、倫理準則，具備長遠的穩定性，但在經學內其實不斷融入新知，不斷進行“新文化運動”，其深刻豐富程度遠超后來人的認知。

　　於梅舫提出，康有為可謂近代歷史上最后一位有心以疑古辨偽的方式（朱子即如此）以鑄新經的思想家。他通過運用劉歆偽造經典之說，在立“真經古本”的基礎上，“恢復”孔子改制之的“微言”而別于《四書》的“大義”，樹立以公羊學“孔子改制”之義傳承為核心的道統。這便與朱熹集注《四書》別出于《五經》、序列“道”的傳承、確定新義理的精神一貫相通。對于“改制”之義的詮釋則具有一些“民權”說的時代特色，顯示出康有為因應時代議題的新取向。

　　相比于康有為，梁啟超幾乎拋掉了經學的架構，以“新民”為核心，融匯中西新舊思想資源形成新學，鑄造匹配民族國家的倫理與道德。梁啟超創辦的取之程朱所釋《大學》“新民”之義的《新民叢報》，基本脫離了康有為的印記，而為梁啟超一人之雜志，同時又照應康門與革命黨，可以相互協調而不至于決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中宣稱以“學術”取代“宗教”、以“國報”取代“黨報”，宣告建設“新中國”的時代正式來臨。

　　於梅舫總結說，康有為有鑄經（舊瓶）成新學（新酒）之取徑，梁啟超則一開始即以破除孔教經典為開始，以國家學說為圭臬，扛起了道德與學術的革命旗幟，開啟后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路徑，同時提出固本之說，以盡力維系本民族本來的地位。從康梁師徒所分別代表的兩種近代文化裂變轉型路徑，可以窺探今日在文明交流互鑒背景下推進文化建設的時代議題。

　　近代史研究所科研人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生參加活動，并與於梅舫共同探討了清末康梁成學立教的理路與革命派之關系、梁啟超兼容中西學術的理念底色等重要議題。

　　（左承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