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記者王春燕）5月30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無訟觀及其實踐研究’啟動會暨‘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會議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林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聯合黨委副書記、法學研究所所長莫紀宏出席開幕式并致辭。

　　李林表示，無訟觀念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價值。課題堅持“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中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希望課題組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文化思想，產出一系列對策性、戰略性、思想文化性成果。

　　莫紀宏表示，古代“無訟”觀念并不意味著沒有爭議，而是避免進入訴訟程序的理想狀態，鼓勵以調解、協商方式解決紛爭。作為一種理想目標，“無訟”不否定法治，而是要求法與德、理與情、制度與文化協調共生。希望課題組借助該項課題研究，完善黨的法治創新理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理研究室主任、課題組負責人賀海仁首先就課題研究工作進行了專題報告。他提出，“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無訟觀及其實踐研究”課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推進爭議解決的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和應用創新，旨在推出爭議解決領域具有開拓性和學術分量的科研成果，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課題將借助孔子的“無訟”理念，梳理“楓橋經驗”等中國治理實踐，系統論證無訟法治的可行性，并試圖通過對滅訟論、息訟論的批判，探討建構無訟法學理論的可能性。

　　隨后，賀海仁代表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調解法典（專家建議稿）》預印本。該預印本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并推動其體系化、學理化的科研成果，含總則、調解協議、自力調解（人民調解、行業專業調解、商業調解）、行政公力調解（行政調解、信訪調解、治安調解）、司法公力調解、調解的特別規定（公益調解與涉國有企業爭議調解、涉外調解、數字調解）六編，共1002條，是我國首個調解法典專家建議稿。

　　在主旨發言環節，西北政法大學中華法系與法治文明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嚴存生提出，“無訟”概念與中國古代“道”的世界觀緊密相連，“道”的基本觀點是道法自然，認為自然現象平等，無高低、善惡之分。“無訟”研究需將法文化整體與“道”相關內容聯系起來，才能闡釋清楚。“訟”與“無訟”是相對的概念，“訟”未必是壞事，關鍵在于如何掌握和處理。“訟”涉及矛盾沖突的產生和解決，其理想狀態是“和為貴”，即追求和諧統一的社會。

　　通過對“聽訟猶人”中的“人”等文字的含義重新進行解析，西北大學特聘教授武樹臣說明了理解孔子“無訟”論的六個要點。他認為，《大學》的“至善”即“平天下”，即訴訟平，“平”即服判息訟。“訟”是社會生活中的正常現象，無好壞善惡之分。“無訟”本義不是要求君子對百姓進行重義輕利的教育，而是古代法官的職業追求和價值目標。孔子“無訟”理念對當今司法實踐的啟示，既有“聽訟猶仁”所蘊含的程序公正，也有“聽訟猶夷”所體現的法律公正。

　　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北政法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山東大學等單位的近四十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并圍繞“無訟正義”“無訟實踐”“糾紛解決多元機制創新”三個議題進行深入研討。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蘇亦工圍繞儒家“無訟”思想的歷史淵源、文化內涵及其與“剛健中正”觀念的內在聯系展開發言。他認為，“無訟”并非單純的“無訴”，而是一種旨在通過道德、文化、政治等多重路徑化解紛爭、實現社會和諧的理想狀態。儒家并不回避沖突，而是在堅持“剛健中正”原則的基礎上，主張有限度、有原則的爭議解決方式，其最終目標是維護社會整體的道德秩序與公平正義，而非形式上的息事寧人。

　　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蔣惠嶺從績效角度對古、今之“無訟”分別進行了分析，就無訟成為一種理念的可能性展開了詳盡論述。他認為，國家治理的復雜性決定了治理機制的多元性。多元化治理機制各自的正當性在于每一種機制背后的效益。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錢弘道圍繞天下無訟、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內涵、創新實踐及數字化應用等內容展開深入探討，旨在明確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基層社會治理和法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及發展方向。

　　圍繞作為話語資源的“無訟”與“健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尤陳俊對中國傳統社會訴訟觀念展開探討。通過對明清時期史料的梳理，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雖倡導“無訟”，但實際民眾好訟現象普遍，形成了“無訟”與“健訟”并存的社會現實。“無訟”更多是一種話語建構，而非社會真實，應重新理解其與現代權利意識和法治理念的關系。當代社會應以提升調解信任和制度契合度為方向，不能簡單否定訴訟的正當性。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侯欣一通過馬錫五的生平資料立體展現了馬錫五其人及其社會背景的復雜性，多維分析了作為人類歷史上處理糾紛的第三種方式，“調解+判決”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定義、起源與類型特征。

　　西北政法大學中華法系與法治文明研究院院長汪世榮談到，中國傳統社會有積極的自治傳統，這些自治傳統在社會生活中共同發揮作用。文化建設在糾紛解決及其機制建設中有著重要作用。在全球化時代，糾紛解決也要考慮國際交流，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需相互理解、溝通和支持。

　　澳門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長於興中指出了當前調解面臨的幾大問題，透過調解面臨的具體問題、調解的基本價值兩個方面，闡釋了調解哲學深層的微妙含義，提出調解的價值必須是多種文化的共同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主編陳甦在會議總結中表示，“無訟”并非現實中的一種客觀狀態，而是一種理想性的觀念形態，是法治文明發展追求的目標。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并不必然存在，但可以成為制度設計和治理理念的重要方向。其中，“和”的理念在法治社會中并不等同于無矛盾、無沖突，而是承認現實中存在矛盾，在此基礎上追求協調、平衡、公正的社會秩序。君子和而不同，這種“和”是一種理性、包容、制度化的解決方式，是通向“無訟”這一目標的重要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