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雅靜
當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人們的社會生活，不僅挑戰了我們對智能、意識和人類本質的傳統理解，還引發了關于技術與社會、倫理與價值的廣泛討論。對此，本報記者采訪了我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等多位學者。他們認為，思考人工智能的哲學問題，不僅關乎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更觸及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和長遠未來。深入探討人工智能的哲學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應對技術帶來的挑戰，也能夠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
探尋人工智能的哲學本質
人工智能的本質是哲學思考的重要議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認為，ChatGPT之前的人工智能屬于“邏輯—數學機”，表達了相當于先驗論的能力，性能已經很優越了，但不能處理語言，也就不能應用于經驗世界。ChatGPT是天才之作，開創了“語言機”。人工智能沒有經驗能力，語言對于人工智能只是非經驗的抽象標識，語言攜帶的經驗意義對于人工智能不可理解，卻可以合理地處理。ChatGPT天才之處就在于以經驗論的方法去處理非經驗的對象，即以概率論尤其是貝葉斯概率的方法去建立抽象標識之間的“經驗鏈接”。以經驗論方法去解釋非經驗的對象，這個令人吃驚的成功在哲學上引發了一個重要問題，可視為經驗論與先驗論問題的新表達：經驗論思維如果通過無限強化的貝葉斯概率，是否能夠無限逼近先驗論思維的“先驗效率”即普遍必然性？如果可能，經驗論方法就最終能夠實現足夠有效的因果分析和推理。這個問題目前仍未有定論。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我意識，目前學術界存在較大爭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孟強認為，人類的本質并非獨立于技術之外，相反，人類的自我認知與存在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術塑造而成的。這一觀點或許能夠為理解人工智能技術開辟新的思路。
在趙汀陽看來，如果人工智能獲得主體性，世界就進入到人與人工智能的“雙主體”結構，結果如何還未可知，但肯定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當前，部分人認為人工智能已經具備自主性，這實際上是一種“不明覺厲”的誤解。人工智能所表現出的靈活性，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修正機制。例如，當用戶對人工智能給出的答案不滿意并再次提問時，人工智能會嘗試給出另一個可能更符合用戶期望的答案。這種迎合用戶的行為，并不意味著人工智能具有真正的自主性。只有當人工智能具備像哥德爾或笛卡爾那樣的反思能力時，才能真正擁有主體性。
破解人工智能的倫理困境
隨著人工智能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其帶來的倫理問題日益凸顯。人工智能對個人隱私、社會公平、就業結構等方面的影響，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毫無疑問，倫理規范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孟強提出，從本質上講，技術是一種創制行為，其核心邏輯在于創造全新的事物，這種“求新”的特質雖然推動了技術的飛速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風險，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倫理的邏輯則是“求穩”，它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秩序為宗旨。面對人工智能技術所潛藏的巨大不確定性和風險，我們必須依靠行之有效的倫理規范來進行平衡與規避，以確保技術的發展能夠真正符合人類的利益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倫理學在人工智能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通過價值引導、風險防控和公平保障等維度構建治理框架，確保技術服務于人類福祉。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2021）提出的“科技向善”原則，要求技術研發需以尊重人權為前提。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章呂發現，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的國際動態呈現出從分散原則轉向系統性立法的趨勢，形成了“技術可控性、風險前置性、倫理共識性”三位一體的全球治理格局。全球已有100多個國家及國際組織出臺了AI倫理規則，呈現出“國際共識+區域立法”協同推進的特點。
當前，部分關于人工智能倫理問題的討論都以預設了強人工智能乃至人工意識的必然實現為前提，但這些理論預設往往是尚未被反思的，這使得一些討論顯得空泛，甚至陷入文藝想象和科幻創作的誤區。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智能與邏輯實驗室副主任張昌盛認為，人工智能倫理問題的探討應基于跨學科視野，結合實證科學與理論研究，深入探究人工智能的基礎理論問題，回答“是”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再探討強人工智能的可行性、機器意識的產生以及人工智能體的自由意志和主體性等問題，進而轉向研究“應當如何”的問題，討論人工智能體的倫理地位和道德主體性，以及未來社會如何從倫理和法律層面規范具身人工智能體。
構建具有東方特色的人工智能體系
東方哲學尤其是中國傳統哲學中蘊含著無盡的智慧，我們需要抓住傳統哲學的核心思想和關鍵理論，以構建中國特色的人工智能話語體系。張昌盛認為，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在本體論層面，中國傳統思想強調整體觀，認為人與自然相互關聯、共生共育，這種動態、有機的關系存在論為理解生命、智能和意識的本質提供了新視角。智能不應被視為孤立的符號演算，而應從人與世界的互動中去探索其生成機制，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開辟新路徑。在方法論上，中國傳統思想倡導從整體論和關系論出發，強調辨證、綜合、整體性的思維，避免極端和片面。在人工智能科技發展中，應將智能視為一種關系性、結構性、過程性的功能，從人與世界的互動中汲取靈感，探索綜合多種方法構建機器智能。在倫理、道德和社會關系方面，中國傳統思想主張基于關系性框架建立倫理規范和社會秩序，強調和諧共生、仁者愛人、中庸中和等理念，注重知行合一。人工智能的倫理規范應以和諧共生為基本原則，強調普遍仁愛和人與環境的和諧共存，避免零和博弈和人類中心主義。人工智能不僅是技術和工具，更應成為促進人生智慧和道德完善的重要力量。
趙汀陽強調，中國思維方式是天然的、未經數學化的貝葉斯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思維很適合大模型語言機的人工智能，DeepSeek的成功便是有力例證。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開辟一個全新的時代。孟強說，我們每個人既是參與者、見證者，也是自覺者——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正在經歷著人工智能時代，正如康德知道自己經歷著啟蒙一樣。傳統技術是指向“非我”的技術，以改造我之外的事物為目的；人工智能則是指向“我”的技術，它挑戰了數千年來人的自我認知。如今，理性不再是人類的專屬，智能可以被創造，這樣的技術時代是前所未有的，更是古人無法想象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與使命。我們的問題需要自己去面對，我們的使命也需要自己去承擔。無論是東方智慧還是西方智慧，都只能作為參考，沒有現成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