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龍（中國邊疆研究所）
2024年12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進邊疆治理，需要強化理論支撐。要加強邊疆史和邊疆治理相關的多學科研究，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深化邊疆治理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響力、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邊疆研究歷史悠久。1989年，社會學家費孝通發表了著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筆者自那時起開始關注中華民族研究，對中國邊疆理論的研究也是始于此年，直接原因是遇到了如何認識邊疆政權歸屬的問題。《中國邊疆學基礎理論研究：以古代中國為中心》是近40年來筆者在此方面研究的總結。全書共六章、55萬字，試圖超越歷代王朝史觀、民族觀念，在“天下”視域下動態地認識和詮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歷史，同時也是建構中國自主邊疆學知識體系的初步嘗試，有一系列新的認識。
超越歷代王朝的“中國”，“天下”才是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空間。超越“歷代王朝”自稱或他稱的“中國”來認識和詮釋“中國”與“邊疆”是本書研究的基礎。從“中國”概念入手認識和詮釋多民族國家中國歷史是學界的傳統做法，本書則從“邊疆”“中國”“天下”等概念界定入手，針對學界長期存在“以誰代表中國”的爭論，提出“中國”是“大一統”歷史傳統的標識，“天下”才是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空間，應該從“天下”而不是“中國”的視角認識和詮釋多民族國家中國歷史。
“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是對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歷史的高度理論概括。超越“歷代王朝”，從“天下”視角看中國歷史，提出多民族國家中國疆域的形成可以歸納為：自然凝聚，碰撞底定。超越歷代王朝史觀帶來視角的變化：從傳統王朝國家“有疆無界”的“天下”，向主權國家“有疆有界”的條約疆域轉變。認定的標準是主權國家條約邊界的出現：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兩大政治體系（以清朝為核心的藩屬體系和以西方殖民勢力為核心的殖民體系）的碰撞。
“大一統”是推動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發展的重要動力。“大一統”政治秩序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是多民族國家中國、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天下國家”是先秦時期古人對西周以“王”為核心的“天下”政治秩序的描述，春秋時期被稱為“大一統”。中華大地上的農耕和游牧人群對“大一統”的繼承、發展及其實踐是推動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動力。所謂“正史”所記錄的歷代王朝是“大一統”博弈的勝出者，揭示的是中華文明的延續發展，并非中國歷史的全部。
“藩屬”和“殖民”兩大體系的碰撞決定了東亞政治格局的走向。本書用動態視角對東亞“天下”政治格局的演變與王朝國家治理作了系統梳理，認為東亞長期存在著以歷代王朝為核心的藩屬體系，歷代王朝和“因俗而治”的羈縻統治是維持運轉的關鍵。近代殖民勢力的進入和生長及其在東亞建立殖民體系，導致了兩種政治體系的碰撞，結果即是已經具有主權國家性質的中國疆域被蠶食鯨吞，和屬國的關系也演變為了國際關系。
“民族”不是傳統劃分人群的方式。本書超越“民族”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認為“民族”是近代傳入的觀念，在其傳入之前，中華大地上有自己獨特的劃分人群的方式，“五方之民”和以政權名稱稱呼人群是主要形式。“華”“夷”“華夷之辨”是政治文化認同的區分，“華”并非專指“漢族”，“夷”也并非專指少數民族，其涵蓋的人群并非固定不變，更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劃分。這是理解中華大地眾多人群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斷凝聚，最終以“中華民族”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關鍵。
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需要視角、理論與方法的更新。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需要超越傳統認識，更需要運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才能實現。本書認為，在歷代王朝史觀和近代傳入的“民族”觀念雙重影響下形成的有關“多民族國家中國”“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話語體系存在不能自圓其說的眾多問題，同時也遇到了“內亞”“贊米亞”及“新清史”等錯誤史觀解構中國歷史尤其是邊疆歷史的挑戰。因此，建構中國自主邊疆學知識體系的需求日益迫切。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需要更新觀念，運用“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立足于“天下”“天下國家”等中國歷史傳統，超越歷代王朝史觀和“民族”觀念，動態地認識和詮釋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邊疆歷史，話語體系建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總體而言，《中國邊疆學基礎理論研究：以古代中國為中心》是建構中國自主邊疆學知識體系的有益嘗試，不僅可以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新時代邊疆治理提供學理支持，也能夠為中國邊疆學學科發展提供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