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祖國廣袤無垠的大地上，到豐富多彩火熱的田野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有一群學者，持續十幾年，開展一種迥異于傳統文學研究的新方式——田野調查式研究。他們以田野調查的方式，穿梭于歷史遺跡與現實煙火之間，用雙腳丈量著大地的廣袤，用心靈感受著生活的溫度，讓文學研究的觸角深入到每一個鮮活的角落，探尋著文學與大地、與人民的深刻聯系，為文學的傳承與發展注入新活力。

　　走進孕育文學作品的田野

　　2011年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者發起成立的“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以下簡稱“讀書會”），經過十余年的堅持與發展，使田野調查成為連接文學與歷史的橋梁。讀書會是一個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機構師生為主的、不拘泥于學科的歷史研習團體。在文學的廣闊天地里，讀書會成員走進古老村落，聆聽老一輩人講述往昔歲月的故事；踏入繁華都市，觀察現代生活的變遷與挑戰。在這一過程中，成員們通過與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人群的深入交流，收集到大量鮮活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為文學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和豐富素材，讓文學研究者能夠直接接觸和體驗歷史現場，進而深入洞察文學作品所蘊含的深層社會文化脈絡。

　　在深入研讀原始文獻及開展跨學科研究的同時，讀書會成員首次選定的考察地點是河北饒陽的五公村。五公村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民開展互助合作試驗的先行地，也是美國學者弗里曼、畢克偉和賽爾登撰寫《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的田野調查點。通過此次調研，讀書會成功與五公村以及饒陽縣檔案館建立了緊密聯系。此后，成員們繼續拓展考察范圍，前往河北保定探訪晉察冀邊區舊址，赴河北邯鄲考察晉冀魯豫邊區舊址，還深入山西長治、晉城，湖南常德、益陽，以及陜西吳堡、西安，河北三河等地。他們專注于趙樹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曾生活、工作并影響其創作的地區，腳踏實地，努力感受文學作品中所描繪場景的歷史真實面貌。

　　中國社會科學院實施創新工程以來，積極鼓勵跨學科研究。2017年初，文學研究所時任黨委書記劉躍進擔任首席專家，組建了“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學”創新團隊，試圖重返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現場，對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文學制度、創作經驗以及藝術形式等各方面進行全方位闡釋。團隊成員薩支山、賀照田、何吉賢、程凱、何浩、李娜、劉卓、李哲、陳思、程帥等，來自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室、現代文學室、當代文學室、比較文學室、港臺文學室和《文學評論》編輯部等不同部門。

　　萬事開頭難，對于讀書會成員而言，如何邁出田野調查的第一步并精準選定目的地，是他們面對的首要難題。在這一過程中，讀書會既借助不同學科方法深入田野，又積極與各類實踐團體展開互動交流。從田野現場的選擇到調研方案的設計，無不歷經反復討論與多次調整。特別是那些與讀書會具體研究對象緊密相連，卻尚未被其他研究團隊充分挖掘的田野現場，更是要求成員們在扎實的知識積累、深入的歷史理解以及敏銳的現實觀察基礎上重新發現并鎖定。

　　為攻克這些難題，讀書會師生廣泛搜集并細致整理了大量地方史料與先行研究成果，緊密結合自身研究對象，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已有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上，初步鎖定了若干主要調研點。以赴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區、晉源區的調研為例，3位讀書會成員奔赴太原開展先行調研，與當地工作者展開深入交流與座談，廣泛吸納地方學者、地方干部的寶貴建議。經過一系列嚴謹而細致的工作，最終確定了杏坪—杜梨坪—疙瘩村、古城營、店頭、槐樹底、洞兒溝、姚村、王郭村等數十個調研點，為后續的田野調查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確保了調研的科學性與有效性。

　　“事實上，在搜集地方史料、整理先行研究、征求地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調研方案，并在實際調研中與地方工作者深入交流、座談，再經讀書會內部及時討論、總結、反思調研方向，已經成為讀書會近年來開展田野調查的常規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程帥表示，之所以用田野調查這樣的方式逼近研究對象，與讀書會以20世紀中國革命史、革命文學為研究對象關系密切，其背后既有讀書會對文學學科現有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反思，也包含著讀書會從文學研究出發直達中國當代現實的強烈自覺。

　　切身感受文學與社會現實的聯系

　　考察的出發點雖是作家作品，但不能局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和文學經歷。近年來，讀書會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逐漸以“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思路得到肯定。以“社會史”研究文學，其動力之一就是希望能夠更為內在而深入地探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的革命文學作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深入生活”、扎根現實，鍛造出富有政治、社會、現實和時代認知能量的文藝作品。參與過調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系博士張永滿告訴記者，以作家浩然扎根創作為緣起的河北三河調研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了理解浩然，我們反而需要了解那些看似與浩然創作沒有直接關聯，但卻深刻形塑了他的現實感受的冀東社會的諸多層面。在此之前，我們對三河了解甚少，主要參考的只能是常見的文獻資料。為了能較為全面地了解三河市的地理面貌、歷史沿革及地方社會特征，團隊選定段甲嶺鎮、新集鎮、蔣福山村、趙河溝村等具有代表性的村鎮。但因路線設計依賴紙面材料，需熟悉當地的人重新規劃，如趙河溝村未被當地文聯采納，這其實反映出文字材料本身的有限性和實地調研的必要。”

　　差異的出現并非“挫折”，而是表征著社會現實帶給人文知識工作的難題與挑戰，它既是現實自身變化的結果，也受不同講述者社會認知方式的影響。在變動的現代中國社會中，“社會”本身就不易被特定視野下的材料所充分呈現。直面這些挑戰認知習慣的社會現實是田野調查的動力之一，將“進入”社會的現實條件納入調查視野之后，挑戰也就成了推動認識的有效助力。這對于習慣于紙面材料的人文學者來說，也是一次重要的意識補充。

　　在田野調查中，讀書會成員特別關注歷史、社會與文化經驗中“人”的精神感受與心情。他們深入剖析個體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下的心理變化、情感體驗及價值觀念，力圖從精神層面解讀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實與文化內涵。中國人民大學黨史黨建學院博士王劭作為院外讀書會參與者，其田野調查成果揭示了抗戰初期晉源地區社會經濟文化信仰等層面的復雜性，但這些內容在慕湘小說《晉陽秋》中未被充分展現。例如，小說未描繪我們黨在當地實踐活動中所依賴的親族—信仰關系網，但田野調查顯示，要真正理解《晉陽秋》中戰爭勝利原因，需關注特派員和游擊隊如何開拓自我實踐空間與他人交互空間，尤其是與民間信仰相通的層面。這些發現不僅豐富了讀者對《晉陽秋》的理解，更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觀察點。

　　田野調查的成果不僅豐富了讀書會成員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認知，也為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和方法。通過對實地調查資料的整理和分析，成員們發現許多文學作品所描繪的場景、人物情感與社會現象都能在現實的土地上找到生動的映照，這進一步證實了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緊密聯系。讀書會自2013年開始引進“社會史視野”，對20世紀40—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人民文藝作家丁玲、周立波、趙樹理、柳青、李準、浩然等人的代表作展開“新解讀”，迄今已取得了豐富的成果，日益受到學界認可與重視，被認為在研究方法上創造了新的范式。

　　據文學研究所科研處處長李超介紹，至今，讀書會已經推出《新解讀——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學、思想、歷史》《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以柳青為中心》《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重讀李準——從延安文藝座談會走來》《重讀周立波——從延安文藝座談會走來》《與“現實”纏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及其周邊》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經典新解讀”研究系列叢書。此外，《社會 歷史 文學》論文集是讀書會核心骨干成員的第一部自選文集，也是當代中國史讀書會骨干成員立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創新工程項目“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學”的階段性成果。

　　正是依托田野調查的深度剖析，讀書會成員重新審視文學研究的方法與路徑。他們致力于挖掘塑造歷史的結構性要素，探尋潛藏于歷史脈絡中變革結構的潛在契機，從而更深刻地洞察在歷史浪潮中起伏的人、社會與國家，力求全方位、深層次地挖掘文學作品所蘊含的豐富內涵與價值。

　　推動文學研究開啟新篇章

　　田野調查的開展，有效充實了讀書會成員通過歷史文獻所無法充分展開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認知。在實地調查中，學者們發現，許多文學作品呈現的場景往往能鮮活映射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情感和社會現象。這些實地體驗使他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更加立體且深刻，也讓他們意識到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緊密而復雜的互動關系。基于田野調查的成果，讀書會成員們開始重新審視文學研究的方法與路徑，探索如何將田野調查與傳統文學研究相結合，以便全面、深入地挖掘文學的內涵與價值。這一嘗試不僅為文學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也為推動文學與歷史、社會、文化等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有益借鑒，有望開啟文學研究領域的新篇章，為文學的傳承與發展開辟更廣闊道路。

　　在實地走訪過程中，學者們深入各類文學作品所描繪的場景之中，親身感受那些曾經只能在文字中想象的人物情感與社會現象。從古老的村落到繁華的都市，從偏遠的山區到熱鬧的市集，每一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系博士王一然向記者分享了其在田野考察中的深刻體會。據王一然介紹，晚間集體討論會是考察期間至關重要的環節，成員們在此積極發掘關注點、大膽提出困惑，并充分交換意見。為了鍛煉新人，考察團隊實行小組負責人輪換制，盡管大多數新人缺乏相關經驗，但在實際操作中不斷獲得指導與磨煉，逐漸成長。這些看似隨意實則富有組織性的討論，是團隊成員矯正自我問題意識、增進集體情感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更是新老隊伍傳承鏈條里不可或缺的環節。

　　田野調查的成果讓讀書會成員深刻意識到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緊密而復雜的互動關系。文學作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扎根于社會現實的土壤之中。實地調查中所發現的現實映照，充分證明了文學對社會現實的高度敏感與深刻反映。同時，社會現實也在不斷地塑造與影響著文學創作。這種雙向互動的關系，使文學成為研究社會歷史變遷的重要窗口。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系博士劉凱麗向記者介紹了她在河北三河對作家浩然新時期文學創作活動的調查成果。除了“深入生活”進行個人創作，浩然還立足三河與京郊的社會空間，積極扶持一批熱愛文學的青年投身創作。浩然的努力包括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創辦文學雜志《蒼生文學》、成立三河文聯、出版“泥土叢書”等系列活動。浩然將這些根植于三河的文藝實踐稱為“文藝綠化工程”，其影響力輻射至北京郊區的幾個區縣，成為地方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在浩然研究和當代文學研究中鮮少提及的實踐，是在三河田野調查中被發現的，它們的存在讓我們深刻感受到深入討論這一現象的重要性。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女青年的經歷與現今廣為人知的劉小樣頗為相似。她受浩然的感召，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中經歷了文學、生活、家庭的巨大撕裂，不斷摸索如何在出走與回歸之間找到平衡。3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在農村堅持寫詩，并偶爾被當地小學邀請去給小學生舉辦文學講座。文學在地方社會廣大群眾中的存在方式，以及這些人身上體現出的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課題。”劉凱麗表示，通過跟當地人對話，我們不僅可以思考地方社會歷史變化與作家文學創作的互動，為經典文學研究提供參照，還能從理解人的切實生命經驗出發，發現文學本身或一些普遍的文學觀念與個人日常生活、現實命運的具體關聯點。基于這些已有文獻中較難看到的豐富層次，我們就有可能將文學的傳播、接受研究與廣大社會、廣大人民結合，使之更加生動和立體。

　　新時代背景下，隨著“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理想主義重建”等新討論漸次開展和走向縱深，讀書會的考察也從圍繞歷史展開進一步拓展成圍繞當代社會實踐展開。比如，走訪當代活躍的鄉村建設群體在全國開辟的諸多工作基地、環保組織扎根的地區、教育組織所經營的社區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程凱強調，這些“活的歷史教育”實踐，不僅重塑了我們的當代感知，還使我們對歷史經驗和歷史主體的認知變得更加鮮活、立體和多元，幫助我們站在“社會本位”的立場上重新思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問題。這或許才是真正鮮活的“社會史視野”。

　　讓文學研究真正觸摸歷史的脈動

　　田野調查作為一種深入實地的研究方法，它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工具，更是文學探索者的重要手段。田野調查的融入，是對文學研究方法的創新與拓展，不僅能夠讓研究者直接接觸到文學現象發生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還能更深入地理解文學作品的內涵和價值。

　　自成立伊始，讀書會便將目光鎖定在20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尤其聚焦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生活實踐等諸多領域所展開的深刻歷史探索與豐富思想實踐。基于此，讀書會將歷史事件發生地的田野調查工作置于重要地位，精心策劃并有序開展對各地社會的深入調研，致力于在充分體察和剖析歷史中“人”的狀態基礎上，探索、把握并呈現當代文學、思想、政治、社會、生活的感覺構成邏輯與經驗構成方式。通過這一過程，辨識、捕捉并呈現那些在當代史演進邏輯中尚未獲得充分理解的關鍵節點的歷史內蘊，探求文學研究、歷史研究、思想研究、社會研究、政治研究相互借鑒與促進的新通道。

　　程凱告訴記者，近年來，讀書會組織或參與的田野調查活動主要有兩類：一是到與讀書會重點研習材料直接相關的歷史發生地進行調查；二是到一些地方經驗本身就有特別認知意義、相關學科又有長期認知積累的地方進行調查，借此學習不同學科學者的工作方法和“問題意識”。

　　程凱表示，與一度流行的“重返歷史現場”式的考察有所區別，讀書會的走訪活動不以“重返”為目標。因為“重返”基于存在一個可復原歷史現場的預設，而實際上，所有“歷史現場”都無法且無需復原，我們只能致力于“重構”。因此，讀書會的走訪旨在開啟認知“雷達”，全面了解當地的長期歷史及現狀，著重深入“當代史的‘活態’”。這并非從現狀中抽取歷史遺跡，而是將歷史融入當代生活，通過“沉浸式”體驗與把握，豐富讀書會成員對歷史、社會與文化的感知，彌補僅靠歷史文獻展開研究的不足。

　　通常而言，田野調查與文學研究被視作存在較大差異的兩種研究方式。田野調查注重實證，強調對現實情況的深入考察；而文學研究則基于思考和感受，著重于捕捉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意象及其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但現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界有必要重新考慮實證和感受的關系。談及為何將田野調查納入文學研究中，讀書會召集人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浩告訴記者，一般田野調查強調實證，我們重視田野調查，既重視田野調查的實證，也重視田野調查實證不容易把握住的“社會”層面。以此為基礎，再去體察文學是如何把握社會構成中的虛和實，體察文學構成中的不易被把握和被重視的因素，配合和激活當下文學研究過于強調“實”的傾向。

　　“我們之所以強調田野調查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是基于對目前文學學科研究狀況的‘不滿’。”何浩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其對現實社會和人的深切關懷而著稱。然而，近30年來，學術界對學術史、歷史化和文獻的重視，雖然加深了我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基本特征的理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學介入現實社會和人的生命處境的能力。面對這一挑戰，恢復文學與現實社會聯系的能力變得異常復雜。文獻雖能提供深刻見解，卻也可能存在遮蔽性，因為它們是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產物。所以，研究者需重新審視“社會”的運作機制進而更準確地解讀文獻。這一過程要求研究者超越傳統學科界限，以開放心態和創新方法，重新審視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社會現實的復雜關系。

　　何浩表示，田野調查作為一種連接文學與歷史的研究方法，不僅拓寬了文學研究的視野，也深化了我們對社會歷史的理解。它讓我們從書本走向現實、從理論走向實踐，真正觸摸到歷史的脈動和文化的底蘊。通過田野調查，我們能夠更深刻地感受到文學作品中“人”的溫度，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從而為文學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這種研究方法的實踐，不僅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內涵，也為文化交流和理解開辟了新道路。未來，田野調查將繼續作為文學與歷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幫助我們探索更為豐富和真實的社會歷史圖景，讓我們的研究更加貼近生活、貼近人民。